富于政治远见的杨荣

明代福建籍的重要人物，人们原先比较熟悉的是明末的郑成功、施琅、黄道周、洪承畴、李贽等，对明初的杨荣似乎了解不多。笔者更是如此，直到2010年随省炎黄采风团去了一趟建瓯，才发现这位先贤很值得认识。那几天，一提起杨荣，当地很多人都“略知一二”，且充满敬意，称之为“太师”。这不仅因为他是著名的“万木林”创建者杨达卿的嫡孙，对保护万木林做过一些值得称赞的事，更因为他是一位文韬武略，驰骋宦海，当官四十载，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建瓯老乡。

杨荣，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初名道应，他的祖父杨达卿闻其啼声，兴奋地说道：“雄哉，是子必荣显吾家！”于是将之更名为子荣，字勉仁。建文二年（1400年），杨荣考取进士，授编修。在任期间，他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读了大量经史著作，为日后进入朝廷中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文四年（1402年），早已心怀异志的燕王朱棣（明成祖）以清君侧为名，带领大军一路南下，最终攻进都城南京。绝等聪明的杨荣，知道这大批人马的来意，既没有畏惧自杀，也没有撒腿逃跑，他等在半路上，不卑不亢地对着踌躇满志的朱棣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句问话暗藏玄机，即在提醒朱棣，如果先即位，就难免有谋篡之嫌；如果先谒陵而后即位则名正言顺。朱棣也是个聪明人，他选择先谒陵。

因为有了这次非同寻常的接触，杨荣受到了朱棣的赏识与重用，入选文渊阁，名字也从原先的“子荣”改为“荣”。当时的文渊阁是处理国家大事的中枢，阁员共有七个，杨荣年纪最轻，但他机警敏捷，处事沉着。有天晚上，宁夏方面传来消息，说是遭到敌人的围困，明成祖当即宣召阁员商讨对策，然而阁员们“皆已出，独荣在”，于是将告急的奏疏递给杨荣。杨荣看后很有把握地说，“宁夏城坚，人皆习战，奏上已十余日，围解也。”到了夜半，果然再传消息，说围已经解了。此时的明成祖以称赞的口吻对杨荣说，“何料之审也！”

由于种种突出的表现，杨荣在内阁中最受明成祖的亲近与信任。据《明史·杨荣传》记载，明成祖为人不苟言笑，“威严，与诸大臣议事未决，或至发怒。”但是杨荣一到，皇上“辄为霁颜”（即很快转怒为喜），且“事亦遂决”。可见杨荣在明成祖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大臣所无法企及的。但是，也正因为明成祖对他的重视，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与忌妒，他们想疏远杨荣与明成祖的关系，便不怀好意地推荐他为“祭酒”（学官，国子监的主要管理者）。明成祖识破那些人的用意，又不想当面揭穿，便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说，杨荣学问渊博，为人正派，当祭酒完全可以胜任，但如今他掌管翰林院，空出来的位置你们哪一位可以顶替呢？这一问，把那些人问住了，“诸大臣乃不敢言。”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部落退至漠北，虽然内部存在一定的不和，但他们都没有归顺明朝。明成祖对这一大隐患保持警惕，一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分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另方面着力经营西北与东北地区，使其形成嵌制对方的态势。杨荣曾因此奉命前往甘肃、宁夏等地。他恪尽职守，深入调查研究，详细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明成祖对此给予充分的肯定。

为了更好地应对北方的蒙古部落，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当时朝廷的官员多为南方人，要他们离开南方去北方生活，的确有些困难，某些人便以此为借口，反对北迁。杨荣在这个问题上，独具慧眼。他看到迁都有利于应对蒙古部落的威胁，便义无反顾地站在明成祖一边，明确指出，“迨我皇上继承大统，又以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乃诏建北京焉。”（《题北京八景卷后》）由于他和一些大臣的积极支持，使原本遇到严重阻力的迁都之事，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还值得一提的是，杨荣时任工部尚书（掌管工程、水利、交通等政令的长官），随后开始的举世闻名的北京紫禁城的浩大工程，无疑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成祖执政期间，杨荣曾五次跟随他北征，参与所有的军务研究部署，皇上对他言听计从，君臣之间配合得相当默契，明成祖甚至放下“皇上”的架子，称他为“杨学士”，而不呼其名，可见对他的尊重。特别有几次，杨荣的意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次是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率大军五十万出征，途中与杨荣讨论军队粮食供应问题。杨荣认为，“择将屯田，训练由方，耕有时，即兵食足矣。”提出了一整套军屯的计划，为明成祖所采纳。另一次是永乐二十年，北征凯旋后，明成祖“复下诏征阿鲁台”，并准备调江西民兵前往。杨荣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说，“陛下许民复业且二十年，一旦复征之，非示天下信。”明成祖觉得有道理，便爽快地接受，断然取消调用江西民兵的打算。再一次是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复从北征”，然而“士卒饥冻，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而大军抵达兰纳木儿河，又看不见敌人，这让他感到问题严重，便征求群臣的意见，看看是否还要继续前进，“群臣唯唯”，没有人敢说真话。唯独杨荣和另一个大臣幼孜“从容言宜班师”。明成祖当即拍板，把军队撤回，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

回京路上，明成祖驾崩，中官马云等不知所措，秘密同杨荣、幼孜商议。他们二人认为，“六师在外，去京师尚远”，如果皇上去世的消息公布出去，可能造成局势不稳，因此应当“秘不发丧”。决定作出之后，为了不让人觉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途中“朝夕进膳如常仪”，并“益严军令”，一切做得非常周密，从而保证了军心稳定，局势不出问题，皇位继承得以顺利进行。

明成祖去世后，先后继位的是朱高炽（仁宗）、朱瞻基（宣宗）、朱祁镇（英宗）。因为继位时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小，就由朝中大臣辅助。杨荣最先担当此任，之后还有杨士奇与杨溥，世称“三杨”（杨荣因居地所处，称为“东杨”）。可以说，明成祖去世后的杨荣依然在政治决策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高煦（宣宗的叔叔、英宗的弟弟）企图谋反，皇上召集一班大臣商量该如何处治。杨荣提出建议，请皇上亲征，他的理由是：皇上刚刚登基，高煦想不到您会亲自出征。“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宣宗同意这个建议，当即亲率大军前往，大队人马才到乐安（今山东广饶），高煦就主动投降了。由于决策成功，杨荣受到了皇上的奖赏。宣德三年，杨荣随皇上出巡边塞，到了遵化，传来消息，说是兀良哈（蒙古部落）将“寇边”，宣宗当即决定，所有随行的文臣均留在大本营，唯独让杨荣跟在身边，然后轻骑出喜峰口，指挥大军破敌，最终取得胜利。

然而岁月不饶人，明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因年老体衰，辞官返乡，朝廷“命中官奉行”，但行至半路老人即不幸去世，享年七十。死后被追赠太师，谥文敏，授世袭都指挥使。

杨荣虽然以武略见长，但也颇具文才。据《明史·艺文志》载，杨荣留世的著作有《训子编》一卷、《北征记》一卷、《两京类稿》三十卷、《玉堂遗稿》十二卷。他与杨士奇、杨溥的诗，则被称为“台阁体”（因三人均是台阁重臣），形式上追求“雍容典雅”，题材多为“颂圣德，歌太平”。例如他的《围猎》：

关塞霜清晓色明，銮舆校猎处边城。

六龙扶辇旌旗合，万骑连营鼓角鸣。

远火依微秋草薄，惊沙寂历暮云平。

小臣躬睹三驱乐，愿效嵩呼播颂声。

在修史方面，杨荣有特别的贡献，朝廷重修《太祖实录》及太宗、仁、宣三朝实录，他都任“总裁官”，先后受到的奖赐不可胜计。

《明史》对杨荣的为人处事作了这样的描述:“性喜宾客，虽贵盛无稍崖岸，士多归心焉”。对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方面的作为，更是大加称赞，说杨荣“谋而有断”，不逊于唐代的姚崇（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的宰相），而作风上“不拘小节，亦颇类之”。

读《明史·杨荣传》，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永乐末年，浙江、福建等地先后有“山贼起”（即生活无路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朝廷议论，立即发兵镇压。当时明成祖北征，正在塞外，有关镇压“山贼”的奏折传至，他阅后拿给杨荣看，征求其意见。杨荣反对镇压，主张安抚。他说，“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将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抚，当不烦兵。”明成祖认为杨荣的意见正确，便予以采纳，结果“山贼”们自动停止活动，不再骚扰。

另一是有关安南（今越南）的事，明宣宗时，朝廷派兵驻扎安南（永乐五年，在那里置交趾省，宣德二年该省复独立建国），时间久了，出现某些争端，有人提议撤兵，但遭到一些大臣尤其是武将们的反对。就在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杨荣力言必须撤兵，他认为，“不宜以荒服疲中国”，即不能因不必要的争端发动战事拖累国家，而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宣宗接受这个建议，从安南撤出了全部军队。

通过以上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杨荣为官，处处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富有政治远见。换成今天的话说，他身上有一股“以民为本”的正气，很值得肯定。

笔者在建瓯采风期间，特意前往杨荣的故里漈村探访。其时已近黄昏，寂静的山村，禾苗茁壮，荷花盛开。走过村头的一座廊桥，转身便可看到当年朝廷为杨荣所立的“登瀛”牌坊。站在古老的坊前，缅怀这位建瓯籍的明代重臣，让人既感受到岁月沧桑，也体验到历史的公正。不管是谁，只要他生前为人民做过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杨荣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