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资格的欧阳修

提起欧阳修，人们很容易想起他的《醉翁亭记》，尤其是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更被无数国人背诵过、欣赏过、引用过。其实，欧阳修不仅散文写得好，其他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他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苏轼说他：“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韩愈是散文大师、唐宋八大家之首，陆贽是写诏书与奏议的高手，司马迁是史家之翘楚，李白是诗坛的领袖，而在苏轼看来，无论哪个方面，欧阳修的成就都可与这些前辈相提并论，评价是相当高的。

或许有人会说，苏轼是欧阳修任主考官那年高中进士（第二名）的，可能因着师生的特殊关系，苏轼才会如此高估欧阳修。这种说法虽然看似合乎情理，但只能算是推测，并非事实。人们只要读过《宋史·欧阳修传》，读过传主所撰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以及他的一些诗词、散文、奏议，再回过头看看苏轼对这位老师的评价就会觉得，其分寸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即苏轼只是认为，欧阳修各方面的成就“似”（接近或犹如）这些大家，并没有说超越他们，可谓实事求是，绝非过誉。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四岁时丧父，由母亲郑氏一手带大，并“亲诲之学”。小时候因为家庭穷，没有钱买笔墨，他“以荻画地学书”（荻是一种草本植物，生长水边，形状像芦苇，茎可以编席箔）。但欧阳修聪敏过人，读过的书很快就能背诵。他的叔叔发现后对郑氏说，“嫂无以为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果然“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洛阳）推官”。从那时开始，他“与梅尧臣等人，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批评时政遭贬，朝中许多人都非常同情，认为不应受此处分，唯独司谏高若讷“以为当黜”。欧阳修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对高的说法很生气，写了一封信给他，即《与高司谏书》，措词相当尖刻，“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读后十分恼怒，遂将这封信呈上朝廷，结果欧阳修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当县令。

夷陵是一个偏远小县，欧阳修初到的那些日子，人生地不熟，“无以自遣”，便取出旧案宗反复阅看，发现“枉直乖错的不可胜数”，不禁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从此临事处理问题都很认真，不敢有丝毫的轻率大意。据《宋史》记载，欧阳修“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

离开夷陵后，欧阳修先后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出使陕西时，想到这位曾经仗义执言而遭贬的同僚，打算起用他。欧阳修对友人的善意表示感谢，但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这种有恩于人不求报答，甚至婉拒报答的思想情操，即使是在今天，也值得敬佩。

庆历元年（1040年），欧阳修回到京城，复任馆阁校勘，后来又到谏院工作。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欧阳修积极参与，但在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下，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等人见逐。此时，朝廷上下某些别有用心者，把推行庆历新政的改革派目为“党人”，一时间，朋党之论纷起。欧阳修认为这是有意陷害良善之人，便写了《朋党论》予以回应。文中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关键在于，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因为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货财，即使他们暂时引以为朋，也是假的，一旦利益冲突，立即翻脸不认人。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因此能做到同心共济，终始如一。欧阳修因此建言，皇上“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则天下治矣。”《朋党论》是一篇政论文，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词铿锵，辩说有力，当年曾折服过许多人，今天笔者读后，感受仍然很深。

欧阳修为人刚正不阿，论事秉公，一些人“视之如仇”，仁宗皇帝却“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并对左右的侍臣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保州兵乱时，大臣富弼任宣抚使，先是声明，兵乱者只要接受招安，就一律“不死”，可是到了平定兵乱之后，富弼却准备把两千名胁从者也杀掉，理由是“恐后生变”。欧阳修对这种“政策”前后不一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并直陈其意见，“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富弼听了，觉得此言甚有道理，当即终止滥杀胁从者的错误做法。

庆历五年（1045年），许多正直的官员因“党议”相继被罢，欧阳修慨然上书，为他们说话，却遭到“邪党”忌恨，诬称其与外甥女张氏乱伦，致使左迁知制诰，接着又被贬到滁州任太守。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处分，但他没有因此消沉下去，而是乐观待之，忠于职守，并写下了许多诗文，其中《醉翁亭记》最为出名。欧阳修写道：“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他还说“太守与客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声言“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文章充满幽默与诙谐。

欧阳修离开滁州后，又相继到扬州、颍州任太守。皇祐元年（1049年），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这期间，他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又自撰《新五代史》。作为一个现职官员，公务繁忙，任内还能写下两部分量很重的史书，这是很不容易的。从中可以看到，欧阳修既有勤政的思想，又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流畅的文笔，难怪苏轼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科举时代，主考官并不好当，欧阳修却认为是个绝好机会，因为他对宋初以来的文风相当不满，认为格调不高，内容空洞，形式过于华丽。多年来，他和梅尧臣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努力倡导新文风，主张写文章应该“天才自然，丰约中度”，“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他们还仿效唐代韩愈与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做法，发起诗文改革运动，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旧文风并没有灭绝，仍有相当市场。因此，当他接受主考官的任务时不禁想到，科考选拔人才，正是贯彻自己主张的一个绝好机会，便公开宣布，考试的文章必须言之有物，朴素自然，不许故弄玄虚哗众取宠。阅卷时，他严格按照这个标准给予评判，像苏轼、苏辙、曾巩、苏颂（福建同安人，著名天文学家和药物学家）等人的文章，让他欣喜不已，予以录取，而那些“尚为险怪奇涩之文”的人，一个个名落孙山。虽然这些人因落榜而恨他骂他，“聚噪于马首”，但欧阳修并不妥协，而是坚持到底。

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官拜枢密副使，次年参知政事。任职期间，他与曾公亮（晋江人，曾任参知政事、枢密使）一起，对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都作了详尽的调查，并“为图籍”。但神宗初年，他的仕途却出现了变数，被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接着又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对此，他“辞不拜”，结果被转到蔡州任职。可能年纪大了，他的思想转为相对保守。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变法，按常理推论，欧阳修过去曾提携过他，现在应该也会支持他。然而老人家对变法并不赞同，他虽然不像司马光那样全盘否定，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持有异议，尤其青苗法，他在青州任上，拒不执行，引起王安石的不快，遭到了责备。资格比王安石更老的欧阳修，自然接受不了，于是告老还乡的欲望更加迫切了。熙宁三年九月七日，他写了《六一居士传》，谈了退休的三点理由，一是年纪大，二是政绩平平，三是身体欠佳。但他的“申请报告”直到熙宁四年才得到批准———“以太子少师致仕（退休）”。

欧阳修的所谓“六一”，指的是他晚年拥有六种东西，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翁一个（即他老人家自己）。这个别号说明他渴望过一种超然宁静的退休生活。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退休后的第二年，欧阳修就因病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六岁。据《欧阳外传》云：“欧阳永叔自致仕居颍上，日与以沙门游，因自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息心危坐，屏却酒肴。临终数日，令往近寺借《华严经》读至八卷，倏然而逝。”他的学生苏颂作挽辞，给予很高的评价：“道济三千子，文高二百年。朝廷得王佐，经术有师传”。

读欧阳修的生平，我有两点感受比较深。

一是，对文学的追求永无止境。

作为当年公认的文坛巨匠，《宋史》称其“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但欧阳修从不满足，而是抓住每个机会，锤炼文字的表达能力。《唐宋八家丛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某次，欧阳修和翰林院的几位朋友一起散步，突然发现前面有匹正在奔跑的马将一只狗踏死，便笑着说，这件事很有趣，我与诸公各自将它描述一下，看谁说得最准确又最精练。一位朋友应声说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死之。”另一位朋友则说，“有马逸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稍作思考后说，“用‘逸马毙犬于道’如何？”朋友们一听，连连称赞，认为这六个字准确而生动地描述了事件的全过程。《朱子语类》也有一则欧阳修的故事，说他写《醉翁亭记》，也是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敲定的，尤其是对滁县环境的描绘，起先详细写了四周大山的名，用了几十个字，虽然具体，但不免有点啰嗦，定稿时，他大笔一挥，删掉了原来所写的文句，只用了五个字———“环滁皆山也”。字少了，但滁县的自然环境却活脱脱地展现出来，给人印象十分强烈。

二是，道德高尚，乐于助人。

欧阳修在当年的政坛与文坛上，是资格比较老的一辈。一般来说，资格老的长者对年轻人的态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怕别人超过自己，从而妒贤嫉能，处处抑制新秀；另一种是希望后来者胜过自己，真心爱惜人才，不断提携晚辈。欧阳修属于后一种。为了帮助别人，他不遗余力。《宋史·欧阳修传》是这样描述的：“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这段话说明，唐宋八大家除去他自己以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都是他的门生，这些人无不受他的关照而显赫于世。欧阳修这种宽阔的胸襟，不仅在封建时代的官场里，难得一见；即便是在今天的政界和文化圈里，也十分可贵。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品德，当时“天下翕然师尊之”，就连后期与之政见不一的王安石也感念其知遇之恩，在他去世后撰文予以纪念，即《祭欧阳文忠公文》。文中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其“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介甫之言，可谓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