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的宰相与宽容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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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量级大臣,他位于政权的核心,帮助皇帝处理国家日常大事,最接近皇帝,最受皇帝信任,也最能与皇帝说上话。因此,宰相的品德、能力与作风如何,是否敢于秉公直言,关系到朝代的盛衰兴亡。宋代的著名宰相吕蒙正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史·吕蒙正传》说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
吕蒙正(公元944-1011年),字圣功,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即状元)。先是从地方官做起,因政绩显著,不断升迁。然而当他到京任职时,却有个朝士瞧不起他,公开说,“此子亦参政耶?”意思是,像这样的人也有资格在朝为官吗?口气非常轻蔑。吕蒙正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径直走过去,有的同僚很为他抱不平,准备追上去问那个人的姓名,吕蒙正马上劝阻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还不如不知道。这件事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度量大,修养好。吕蒙正还很注意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尊重前辈,这使得他有极佳的人缘,连开国元老赵普都“甚推许之”。
据史书记载,宋太宗、宋真宗时,吕蒙正先后三次担任宰相。
有一次,宋太宗与吕蒙正论及征伐之事。太宗现身说法,“朕比来征讨,盖为民除暴,苟好功黩武,则天下之人熸亡矣。”意思是他所发动的征讨,都是为老百姓除去恶势力,并非穷兵黩武,应予全面肯定。吕蒙正则认为,征伐虽然是为民除暴,但其负面效应也相当大,不能只看到一面就全盘肯定。于是他直抒己见:“隋唐数十年中,四征辽碣,人不堪命。炀帝全军陷没,太宗自运土木攻城,如此卒无所济。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听了此番“异议”,不仅没有生气,还“韪之”,即肯定吕蒙正的话说得对,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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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宋太宗“灯夕设宴”,谈到五代以来社会动荡,生灵凋丧,而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便飘飘然地对众大臣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皇上给自己评功摆好,臣子一般都会积极迎合,山呼万岁,并继续拔高。然而吕蒙正却不给宋太宗面子,他直言不讳地说道:“乘舆所在,士庶所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说皇上您只看到身边的这一点点,就以为天下繁荣,其实只要您稍微走出京城到外面看一看,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他因此希望宋太宗能由近及远,全面看问题,这才是天下老百姓的幸福。作为臣子,吕蒙正如此针锋相对地反驳皇上,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且,当宋太宗“变色不言”时,他一点也不惧怕,而是“侃然复位”,表现出一个良臣的忠心耿耿而又刚正不阿的可贵品质。
吕蒙正敢说真话,不仅缘于他的性格,更是出于他对人与事的正确认识。有一次,宋太宗准备派人出使北方,交代有关部门选拔对象,要注意选“可责以事者”。吕蒙正郑重地推荐一个人,宋太宗没有同意,吕蒙正不肯罢休,一再地推荐。太宗觉得很烦,便批评说:“卿何执耶?(你这人怎么这样固执?)”吕蒙正也不客气,他正色地回答道,“非臣执,盖陛下未谅尔。”(不是我固执,是您不了解情况),而且语气坚定地说,“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在吕蒙正的坚持下,宋太宗最终同意派其所推荐的人出使。事后证明,此人非常称职。宋太宗因此对左右说,“蒙正气量,我不如。”
敢于直言是吕蒙正的一贯作风,景德二年(1005年),已经到了告老辞官的时候,他还提出“弥兵省财,古今上策”的谏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他也能够做到直言不讳。据史载,吕蒙正晚年回到家乡洛阳定居,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在“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之后,经过洛阳,曾两次到过吕蒙正的家,对他赏赐有加,并关切地问道:“卿诸子孰可用?”言下之意是要起用吕蒙正的儿子。换成别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肯定要把自己的儿子大大地夸赞一番。吕蒙正却相反,他严肃地对皇上说:“诸子皆不足用!”我的儿子一个也不值得起用,回绝得非常干脆。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它恰恰表现出吕蒙正公而无私的品格。
无私即无畏,正因为吕蒙正对个人的利益无所求,他才敢于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说真话,甚至反对“圣上”的某些意见,这种勇气和精神即使放在今天,也属难能可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宋太宗的宽宏大量,谅他也不敢如此“放肆”,即使有胆量“放肆”,也很可能要遭到惩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历史上此类事甚多。正如《贞观政要》中魏徵对唐太宗说的话:“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因此,在称赞吕蒙正之类的诤臣时,还应该肯定宋太宗之类的明君。虽然宋太宗在业绩和声名上不能与齐桓公、唐太宗等相提并论,在继承皇位上甚至还有让后世怀疑之处,但他对待大臣们的直言所采取的态度,却是可圈可点。《宋史·太宗本纪》指出,他“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而且这种宽容,不仅仅是给了吕蒙正一个人,对同时期先后的另两位宰相———吕端和寇准,大致也是如此。
吕端,即那位被宋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人。
《宋史·吕端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西夏首领李继迁扰乱边境,其母亲被保安军抓到,宋太宗与枢密副使寇准商量后准备把她杀掉,“以戒凶逆”。吕端原本并没有参与此事,但从寇准那里知道后,即坚决反对,他对寇准说,“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并直接上奏宋太宗:“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意思是,从历史到现实都证明一个道理,杀害对方的亲人只会增加他的叛逆之心,于事无补。面对吕端的不同意见,太宗没有生气,而是询问道,如此该怎么办?吕端回答,“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其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听后豁然开朗,拍着大腿连连叫好,说是“微卿,几误我事。”———要不是你的提醒,差点误了我的大事。事后表明,这一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继迁不仅没有继续作乱,他死后,儿子“竟纳款请命”。
正因为吕端凡事谨慎,深受宋太宗的信任。这位并不擅长为文的皇上还作诗“意以属端”:“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后来还特出手谕:“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闻奏”。
寇准,乃北宋力主抗辽的关键人物。
《宋史·寇准传》也有生动的记载。某次,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换成现在的话说,寇准上朝奏事,因意见不合,顶撞了皇帝,宋太宗很生气地站起来,狠狠地瞪着他,作为臣子的寇准此时不仅没有半点退让,竟然还拉扯皇帝的衣服,“令”其再坐下去,一直到事情决断之后,他才退下。这种胆量可以说极为罕见。另一次是,淳化二年,天大旱,宋太宗召集近臣问时政得失。别人都是打马虎眼,唯独寇准说,“大旱之征,盖刑有所不平也”,矛头直指朝廷。太宗起先“大怒”,但很快就平息下来,并问寇准“所以不平状”。寇准说,祖吉与王淮两人贪赃罔法,祖吉数额小,被处死刑,王淮数额达千万,却因是参政王沔的弟弟,“止杖(仅打屁股而已),仍复其官,非不平而何?”经过查问,王沔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此时的太宗,“知准为可用矣”,立即予以提拔。
像宋太宗这样能接受臣子批评的皇帝,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以后的两千多年,能有几个?更可贵的是,宋太宗还因此表扬寇准,说是“朕得寇准,犹文皇(即唐太宗)之得魏征也。”当然,宋太宗也会有不理智的时候,也曾把寇准贬到青州。然而寇准一不在身边,他就想念,并因此闷闷不乐,问左右说,“寇准在青州乐乎?”左右回答:“准得善藩,当不苦也。”之后连续几天,他仍不断地问。左右揣摩皇上的心意,知道他想召用寇准,便对他说,您那么想念寇准,寇准天天纵酒,未必也想念您。宋太宗虽然不说话,但第二年就让寇准回到身边,“参知政事”。
宋太宗在位21年,社会经济文化有所发展,这与他能以宽容之心善待臣下尤其是宰相,或许不无关系。人们看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江山是皇帝的,他是天下的主人,再大的臣子(如宰相)也是奴仆,君臣的地位并不在一个档次上,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平等可言(清代的满族大臣在皇帝面前正是以“奴才”自称的)。吕蒙正等人敢于向“圣上”直言,宋太宗能够对大臣的直言持宽容态度,属于极少数,只能算是个例。但个例也有它的积极意义,也值得后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