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李贺
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至唐代达到了顶峰，正如鲁迅先生在给杨霁云的信中所说，“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
唐代涌现出众多的杰出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等，人们都很熟悉，而被称为“鬼才”的李贺，一般人则未必了解。据宋元时代的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记载：“宋景文（即宋祁，北宋史学家、文学家）诸公在馆，尝评唐人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
为什么李贺被称为“鬼才”？有人说，他的诗写牛鬼蛇神多故而称之。也有人认为，“鬼才”既是称赞他机灵敏捷，也是叹息其过早死去。
李贺（公元790年-816年），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西）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出身于唐室远支郑王的后代。父亲当过小官，很早就故去，因此家境衰微，生活穷困，人长得很纤瘦。但李贺极为聪明，“七岁能辞章”。当时已是文坛领袖又是高官的韩愈听说过这件事，但不太相信。于是有一天，他约朋友皇甫湜一起到李贺家，当场让李贺赋诗，想看一看这位少年是否真的如传说的那样神奇。
面对两位大人物，李贺没有丝毫的紧张，他沉着应对，“援笔辄就”，然后将写好的诗交给韩愈和皇甫湜。两人一看———《高轩过》，意思是你们坐着豪华高档的车光临寒舍，让我倍感荣幸。题目就颇具创意，于是他们很有兴趣地读下去，越读越感到诗写得不错，尤其是末尾：“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这既是李贺对前辈诗文的赞美，也是作者宏大志向的宣泄，让二位大作家甚为惊叹。从此，李贺声名鹊起，韩愈也由于这次特殊的“考察”，更加关心这位少年英才的成长。
然而李贺并没有因受到名人的青睐而飞黄腾达，他的人生道路非常坎坷，先是因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按照为亲避讳的古训，作为儿子的他不能“举进士”。这种规矩显然是荒唐的，李贺本应抵制。然而据《旧唐书·李贺传》载，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不应进士”（《新唐书·李贺传》记的是“不肯举进士”）。韩愈知道后很着急，“为之作《讳辩》”，对避讳的某些荒唐说法进行了批判。文章写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文章还指出，作讳礼的周公和孔子，也不是什么事都讲避讳。我们在人品道德各方面都远比不上周公孔子，为什么却要在这件事上胜过他们呢？文章立论充分，辩析透彻，很有说服力。没想到李贺“竟不就试”。（《新唐书·李贺传》记的是李贺“卒亦不就举”）。
李贺在家的那些日子里，勤奋读书，用心写作。《新唐书·李贺传》曾有如下生动的记载：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李商隐所作的《李长吉小传》也有类似记载）李贺母亲之所以那么生气，是担心儿子痴迷于诗作会惹出病来，但人们却从另方面看到了一个对写作十分认真的诗人，很值得敬佩。
无缘科举成名的李贺，虽然百般努力，也只能当个卑微的奉礼郎。这是一个负责祭祀工作的九品小官，根本无法让他施展聪明才智，更实现不了其远大抱负，从此郁郁寡欢。他在《南园十三首》（其六）这样写道：“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诗中倾泻他对读书无用、怀才不遇的无限辛酸之感。不久，李贺因病辞职，离开长安，途中写下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金铜仙人为汉武帝所建造，魏明帝时被拆离，搬往洛阳。诗的最后四句是；“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这是李贺借金铜仙人恨别伤离的情绪，表达他仕途无望、报国无门、被迫离开长安时的凄凉心境。
辞官回乡的李贺住在昌谷家中，过着贫穷的书斋生活。尽管故乡到处是青山绿水，茂竹修林，让他喜欢，也曾写下一些寄情山水尤其是咏竹的诗，如“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但更多的时候是发泄心中的感慨与愤懑。他在《南园十三首》（其五）中这样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把家国之痛和身世坎坷之悲，酣畅淋漓地抒发出来。
李贺还与“鬼”结下不解之缘，他的诗常幻念“鬼境”，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令人惊奇的艺术氛围。他所描绘的“鬼”，“虽为异类，情亦犹人”。与明代蒲松龄写《聊斋》一样，都是通过写“鬼”来写人，反映世间的纷纷扰扰。《苏小小墓》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
苏小小系南齐时代的钱塘名妓。唐人李绅《真娘墓》诗序中说，“嘉兴县前有吴妓人苏小小墓，风雨之夕，或闻其上有个吹之音。”李贺的诗一开始就刻画苏小小的形象：“幽兰露，如啼眼”。说兰花上的露珠，犹如小小含泪的眼睛。“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描述她满腔幽怨的心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则是写苏小小鬼魂的生活。最后描绘西陵凄风苦雨的情景，“冷翠竹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意思是，香车依旧，物是人非，再也无法实现与相爱的人“结同心”的愿望了。依笔者看来，李贺的《苏小小墓》，堪与屈原的“山鬼”相媲美；而这首诗似乎还可以解读为李贺因才华得不到赏识所发出的悲愤之情。
由于心境不好，生活穷困，身体每况愈下，李贺的诗常常出现“老”与“死”两字，最终只活到27岁就因病死去。李贺死后十五年，杜牧作《李长吉歌诗叙》，李商隐作《李长吉小传》，陆龟蒙作《书李长吉小传后》。尽管有人批评李贺的诗“牛鬼蛇神太甚”，甚至把他贬为“诗之妖”，但绝大多数人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杜牧称赞他是“骚之苗裔”（屈原的继承人），李商隐认为李贺之才，“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说他“真与供奉（指李白）为敌”。后人还把他与初唐诗人、写过《滕王阁序》的王勃联系在一起，作为“天妒英才”的例子而感到痛惜。
李贺的早逝无疑是一大损失，然而他在短暂的人生中，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不菲的文化遗产。他的诗作既受楚辞、乐府、李白杜甫的影响，又具有独创性。最大的特点是想象力丰富，构思独特，文字惨淡经营，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风格，被称为“李长吉体”。《旧唐书·李贺传》云，“（李贺）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之。”这说明李贺创作的独特之处，别人是无法复制的。
作为一个在仕途和生活上都不得志的人，李贺虽然有时也会在其作品中对人生无常发出悲叹，流露出消极颓废的情绪，但更多的时候是反映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统治集团昏庸腐朽、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不满以及对人民疾苦的关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千多年后，近代文学大师鲁迅对李贺的不幸给予同情，年轻时喜欢读他的诗。同为诗人的毛泽东对李贺的诗更是情有独钟。据有人算过，李贺流传于世的诗242首（也有说233首），经毛泽东圈点的就有83首，圈点多的达四五次。许多不同版本的李贺诗集，也几乎被这位新中国的主要奠基人圈划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每次提到中国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才时，毛泽东总会说到李贺，称他是“英俊天才”，“多才而短命”。1958年中共南宁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突然话锋一转，谈起了文学创作。他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可见他对李贺诗中所反映的浪漫主义精神是肯定的。他还称赞李贺不迷信，敢于对秦皇汉武直呼其名。如《苦昼短》中最后的两句：“刘彻藏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1965年，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写道：“李贺有很少几首五言诗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针对有人批评李贺的诗晦涩，不好懂。毛泽东说，“有些还是容易懂”。他还在自己的诗作和文章中引用李贺的名句，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脱胎自李贺《致酒行》的“雄鸡一声天下白”。《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则从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直接拿过来。《七律二首·送瘟神》所描绘的一些意境，也明显受李贺《梦天》的影响。笔者想，如果李贺在天之灵有知，当他看到现代伟人是如此地欣赏他的诗，又是那样客观地为他的一些不足或奇异之处辩析，谅必也会感到极大的惊喜与荣幸。
读李贺，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避讳”的某些规矩明明是不对的，韩愈又为之写了很有说服力的《讳辩》，为什么李贺“竟不就试”？难道年轻而又绝等聪明的他，其思想反而比韩愈保守？否则，又该如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