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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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这句著名的话出自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它所评论的对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韩愈。短短的13个字,涵盖了韩愈一生的贡献,可谓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邓州南阳人,由于韩姓大族出自河北昌黎,他便自谓“昌黎韩愈”,后世则称之为“韩昌黎”。韩愈的祖辈虽然曾经显赫过,但到了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兼之父母早丧,由其堂兄嫂先后抚养,生活十分艰辛。小时候的韩愈非常懂事,“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很早就颇有名气的韩愈,科举之路却很不顺利,他先后考了3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试,才“擢进士第”(与福建泉州的欧阳詹为同一科)。
根据唐代的有关规定,中进士后还得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的考试,才能当官。韩愈参加3次吏选均告失败,3次给宰相上书,也不见回音,3次登门拜访当权者,都吃了闭门羹。直到贞元十二年(796年),才受到宣武节度使董晋的赏识,到其幕府任巡官,以后又被徐州张建封请为宾佐,做的都是一些幕僚工作。贞元十七年(801年),韩愈入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他在朝廷机构工作的开始。
由于“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韩愈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灾民又得不到救济,许多人家被迫流离失所。韩愈在各地巡视中目睹惨状,非常不安,于是向朝廷上疏(即《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求免去灾区农民的傜役赋税,并不指名地抨击京兆尹李实,说他欺骗朝廷,隐瞒灾情。李实非常恼火,便在德宗面前诬告韩愈,说他的奏章是攻击朝廷。德宗看了奏章,发现内中确有一些比较尖锐的言词,加上听了李实的谗言,一气之下便把韩愈贬到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任县令。尽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韩愈并没有气馁,他在《答张十一》诗中写道“未报君恩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态度。这也使得他在阳山县的任上恪尽职守,作出成绩。《新唐书》说他“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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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时,韩愈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九年(814年)淮西镇吴元济四出攻城掠地,“狂悍而不可遏”,朝廷发兵讨伐,但因决断犹疑,指挥无力,出兵三年而不能奏效。韩愈上书朝廷,即《论淮西事宜状》,指出“淮西连年侵掠,得不偿费,其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宪宗接受这个意见,随即任命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统帅全军,韩愈任行军司马(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由于策略正确,指挥得力,很快就平定了淮西之乱。韩愈因功迁刑部侍郎。然而不久,发生了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的事。韩愈对这种活动非常反感,上表进谏。本是一番忠心,却触怒了笃信佛教的宪宗,这位沉溺于佛事的皇帝把表章给了丞相皇甫看,准备问韩愈一个死罪。裴度、崔群等人出面说情,认为韩愈“内怀至忠”,否则不敢于谏争。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犹可容忍,但骂我会短命(“天子咸夭促”),罪不可赦,最终还是把他贬到潮州任刺史。
韩愈在前往潮州上任的途中,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事,好收吾骨瘴江边。”情绪相当低落,但一旦到了任上,精神面貌则完全不同,似乎已把先前的委曲与愤懑都抛到九霄云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他先后为潮州的老百姓做了四件好事———“兴业”(抓教育)、劝农(鼓励农民生产)、驱鳄(消灭为害百姓的鳄鱼)、释奴(解放奴隶),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与欢迎。
不久,宪宗皇帝看到了韩愈在潮州写的“哀谢”表章,深感“愈前所论,是大爱朕”,有点后悔当时的处理,想复用他。但是宰相皇甫心胸狭窄,“素忌愈直”,遂在宪宗面前说他的坏话———“愈终狂疏,可且内移。”结果韩愈不仅没有复用,反而被派到袁州任刺史。袁州(今江西宜春)是个非常穷困的地方,而且“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能没入之。”韩愈到任不久后即发现这种陋习,决心废除它。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并订出规约,禁止再有蓄奴的现象发生。当地老百姓感念他的大恩大德,建昌黎书院以表纪念。
韩愈在袁州只呆了9个月,就被召回京师,“拜国子祭酒”。穆宗时,镇州发生兵变,杀掉州官田弘正,拥立王廷凑。朝廷派韩愈前往宣抚。许多人都为他担心。元稹甚至说,“韩愈可惜”,暗指他可能被王廷凑杀掉。穆宗也后悔,因而下诏要他“度事从宜”,避免出事。韩愈到了镇州,王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想给他一个下马威。韩愈临危不惧,侃侃而谈,指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说得王廷凑和其他人心服口服,最终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穆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吏部侍郎。
李逢吉任宰相时,因为讨厌中丞李绅(即“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诗的作者),想排斥他,便让韩愈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且“特诏不台参”。韩愈因此常常不去指定的地点办公,李绅于是弹劾他,韩愈则“以诏自解”,两人“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他们之间不和为由,将韩愈转为兵部侍郎,李绅出任江西观察使。李绅对此不服,反映到皇上那里,被留了下来,没有外放,韩愈也重新回到吏部任侍郎。历史过去了一千多年,今天重读这段历史,笔者不想去评判韩李二人谁是谁非,倒是觉得,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师韩愈与著名诗人李绅之间的争论,也算是一段难得而有趣的插曲。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因病去世,享年57岁,谥文,赠礼部尚书,世称韩文公。
综观韩愈的一生,我觉得,他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文学。
唐代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是国子监,韩愈屡为国子监博士,还曾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在教育部门工作前后达十几年之久,对教育有着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写于贞元十八年(802年)的《师说》,可以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教师的文章。韩愈认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直到今天,教师的这个定义依然不可动摇,教师的主要职责仍没有超出上述三项工作。韩愈还指出,“圣人无常师”,意思是,只要这人有长处,就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不必拘泥于年龄、资历和地位。他还从孔子的“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教导中得出结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种看法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进取心。韩愈还教育学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总之,韩愈的教育思想很值得后人继承,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教育家。据史书记载,经韩愈指导的学生,都自称“韩门弟子”。可见当时能入韩愈门下,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文学上,唐代中叶以后兴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所谓古文运动,即要求废弃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骈文,恢复周秦两汉的古代散文体。这个运动表面看似乎是要复古,实际上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提倡创新,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主张学古文“师其意不师其辞”,“词必己出”,“文从字顺”。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主将,他反对已经僵化了的骈文,讨厌艳丽浮夸的文风,提倡“文以载道”,认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强调文章的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艺术性要为思想性服务。他反对陈词滥调,要求做到“惟陈言之务去”。主张继承和吸收从六经、《离骚》到司马迁《史记》的古文成果,创造出一种新鲜活泼便于表达思想感情的新的散文体。为此他身体力行,先后写出了许多具有高度思想内涵和精湛艺术技巧的散文,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讳辩》、《祭鳄鱼文》、《祭十二郎文》等。他的散文深于立意,巧于构思,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感情丰富,文字精练而生动,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宋代文学家苏洵称赞其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韩愈的一些精妙词句,被后人当作成语使用,如“落井下石”(《柳子厚墓志铭》)、“动辄得咎”(《进学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他的许多名言更是流传至今,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于身,身在则有余”(《符读书城南》,符是韩愈的儿子),“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语出韩愈,后收录于《增广贤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马说》),等等。
韩愈的诗虽然不如他的散文在文学史上所拥有的显赫位置,但别开生面,勇于创新,还是值得一提。后世评论家认为,韩愈的诗宏伟奇崛,有“以文为诗”、“说理诗派”之称,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公曹(张署)》等,都是这类风格。他诗中的一些佳句至今仍为人所熟悉,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春雪》),“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晚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等。笔者很喜欢他在青年时代写给妻子卢氏的《青青水中蒲三首》,尤其是第一首: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双鱼。
君今上陇去,我在与谁居?
风格既像《诗经》中的“风”,又像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歌。读来朗朗上口,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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