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13 16:57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楚 欣

不应被漠视的欧阳詹




欧阳詹


2011年初夏,在省炎黄采风团走进晋江的选题讨论会上,对唐代诗人欧阳詹是否应该作为对象列入出现分歧。有人说,中唐的欧阳詹,离今年代久远,又没有代表作,充其量是二流诗人,不值得写。这个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因为多数采风者认为,欧阳詹绝非等闲之辈,虽然他不是福建的第一个进士,但他称得上是第一个进入全国视野的福建文人,从他开始,福建文风才逐渐兴起,正如朱熹为他所撰写的楹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

历史不应遗忘欧阳詹,今人更不应对他采取漠视的态度。作为一千多年后的“老乡”,我辈更有责任写他。

提起欧阳詹,首先遇到的是籍贯问题。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按《新唐书》的记述,称其为“泉州晋江人”,有的分析他的经历,说他是南安人。应该承认,二者都有自己的道理,因为欧阳詹祖籍晋江潘湖欧厝,小时候生活于南安高盖山(今诗山)。不久前我读过一位文史专家的文章,他指出,晋江之于欧阳詹,犹如婺源之于朱熹。此言极是。朱熹虽然出生于福建尤溪,而且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福建,是“闽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人们还是称他“祖籍婺源”,而不说他是“福建人”或“尤溪人”。按照这个道理,我还是倾向于将欧阳詹“判”给晋江。

欧阳詹,字行周,生于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与肃宗至德年间)。其先祖于唐初从江西迁至晋江,祖父、父亲以及两个大哥,都曾先后任闽越的地方官吏,可谓出身名门世家。但当时的泉州地区,土地肥沃,“有山泉禽鱼”,老百姓生活比较富足,因而“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结果,隋唐开科取士以来的一百八十年内,泉州各县,竟没有一个人参加进士考试。这种状况让外来的福建官员“大跌眼镜”。

处在这种氛围之中,从小读书很用功的欧阳詹也无心科举,他只想长大后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奉养双亲,过着恬淡宁静的生活。但是后来的事实改变了他的想法。唐建中初年,状元出身的常衮从宰相的位上被贬为福建观察使,此人是位爱才的官吏,到任后,大兴学校,并亲自讲学,注意提携后进。与此同时,学识渊博的薛播、席相先后出任泉州刺史,他们都很欣赏欧阳詹,认为是堪造之材,便推荐给常衮。常衮接触之后,赞叹不已,甚至用“灵芝”、“芙蓉”比喻这位年轻人的才学。从此,欧阳詹不仅在泉州地区而且在全省范围内都出了名,他的诗文传播得很远,直至京城长安。

由于父母亲的殷切期望,更由于常衮、席相等前辈的鼓励与推荐,欧阳詹终于下定决心参加科考。那是唐贞元二年(786年),他告别父母与亲友,踏上了漫漫的赴京路程。此时的他,既是满怀离愁:“天高地阔多歧路,身即飞蓬共水萍。匹马将驱岂容易,弟兄亲故满离亭。”(《赴上京留别舍弟及故人》),又充满信心———“射百步期必中,飞三年而必鸣”。

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欧阳詹到了长安,然而一住六年。这期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而是靠借贷租房读书,生活的穷困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放弃追求,始终坚持读书写作,声名也随之在学人当中传开。韩愈后来回忆说,他在十九岁那年到长安,之前在江南,还是个不谙事的少年,就“往往闻詹名闾巷门”,“詹之称于江南也久矣”。

贞元八年(792年),欧阳詹与贾稜、韩愈、李观、崔群等二十二人同时考中进士。贾稜第一,欧阳詹第二,韩愈第三。《新唐书·欧阳詹传》写道:此二十二人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可见欧阳詹、韩愈这一榜所起的效应,当时是何等的轰动。

按照唐代的制度,中了进士,只是取得出身,还必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才有资格做官从政。欧阳詹中进士后就回家省亲,因此他在《及第后酬故园亲友》一诗中写道:“才非天授学非师,以此成名曩岂期。杨叶射频因偶中,桂枝材美敢当之?称文作艺方惭德,相贺投篇料愧词。犹著褐衣何所羡,如君即是载鸣时。”意思是,他并非天才,也无名师指点,事前并没有期望能考中进士。他也不像战国时的神射手养由基那样,百发百中,这次及第,只不过是偶然罢了,说他是“蟾宫折桂”,不敢当。至于谈到为文作艺,以及人们的祝贺,他觉得比不上大家,感到很惭愧。最后说,今天的他依然是布衣在身,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唯有明天的你们,才是前途无量。

一年之后,欧阳詹回到长安,这一等又是六载,直到贞元十五年(799年),四试于吏部,才被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四门”即四门学,“助教”乃“助博士以掌鼓箧”的一小官,即便在国子监这所皇家学府里,也是最低的职务。但欧阳詹似乎并不在意,他乐此不疲,经常熬夜撰文,以文论政,提出自己的主张,可惜都不为当权者所重视。据历史记载,唐代自设这一官职以来,没有哪一个人比欧阳詹更尽心用力了。然而从八品上的四门助教,官卑薪微,此时的他仍需要借贷租房,日子过得很艰难。

为什么才识卓越的欧阳詹,得不到应有的重用?历史并没有作出解释。以今天的视角推想,可能与福建地处偏远,之前的读书人又不大愿意出仕有关。俗话说,朝廷有人好做官,欧阳詹缺乏这个政治背景,自然无人引进推举。有一件事可作为佐证。那是韩愈从徐州回京述职时,欧阳詹率领国子监生员“伏阙下”,上书朝廷,力荐武宁节度推官的韩愈为四门博士,可是由于没有强大的靠山,此举未能实现,韩愈在离京回徐州前作《驽骥吟》一诗,赠予“同心子”的欧阳詹,表达自己不为朝廷所用的悲愤与怨叹。欧阳詹也以《答韩十八驽骥吟》回应。诗云,“室在周孔堂,道通尧舜门”,“调雅声寡同,途遐势难翻。”这既是为韩愈鸣不平,也是在说自己。

贞元十六年(800年),生活穷困、“四门助教”做到底的欧阳詹,病故于长安,年仅四十六岁。同榜进士崔群闻之大哭,李翱为他立传,韩愈则写下了著名的《欧阳生哀辞》。哀辞情深意切,谓“詹虽未得位,其名声流于人人,其德行信于朋友”。“命虽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

怀才不遇的欧阳詹虽然过早地离开人世,但他仍留下一笔不菲的文化遗产。其作品形式多样,有赋、诗、记、传、铭,颂、箴、论、述、文、序、书、启,等,收于《欧阳行周文集》。

谈起他的文章。人们会自然想起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欧阳詹是韩愈志同道合的挚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不断地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努力贯彻“文以载道”、“合为时为事而作”的主张。如《吊汉武帝文并序》,文章对这位皇帝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作了剖析,认为他既要擅权,又要“学神仙”,进而批评他“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从”。言辞非常犀利。再如《片言折狱论》。历来注家认为,《论语·颜渊》中的“片言折狱者,其由也”(片言折狱,即用简单的几句话对诉讼进行判决),是孔子称赞子路办案果断的话。欧阳詹反对“片言折狱”是善政的说法,指出这样做的弊端,“小则严刑拷打,肌肤受刑;大则性命丧于刑具”。他的这个观点不唯圣人马首是瞻,颇有“反潮流”的精神,无怪乎以此应“博学宏辞科”考试而被弃用。韩愈非常推崇这位同榜好友的文章,称其文“切深,喜反复,善自道”。唐末李贻孙则说欧阳詹“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评价相当高。

除了文章,欧阳詹以诗作闻名于世,虽然比不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也不如他的好友韩愈,但他的诗作具有明显的特色,即随感而发,恬淡清新,如《题王明府郊亭》:“日月郊亭竹启扉,论桑劝穑是常机。山城要得牛羊下,方与农人分背归”,语言平实,意蕴深沉,堪与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同类诗相提并论。

由于欧阳詹长期离开故乡,经常奔波于途中,他的诗表现出乡情极浓的旅人情怀。《全唐诗》收入他的诗约八十首,其中怀乡思归的不少,据有人统计,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如写于贞元十一年的《许州途中》:“秦川行尽颍川长,吴江越岭已同方。征途渺渺烟莽莽,未得还乡伤近乡。随萍逐梗见春光,行乐登台斗在旁。林间啼鸟野中芳,有似故园皆断肠。”其中“未得还乡伤近乡”,“有似故园皆断肠”,写出了回不了家又触景生情的旅人心境,称得上是难得的佳句。

欧阳詹的诗,也有抒发慷慨之情的,如《述德上兴元严仆射》的“玉色据鞍双节下,扬兵百万路无尘”,《送张骠骑宁行营》的“扬鞭莫怪轻胡虏,曾在渔阳敌万夫”。还有《塞上行》的“闻说胡兵欲利秋,昨来投笔到营州,骁雄已许将军用,边塞无劳天子忧”,颇有“边塞诗”的风格,其艺术品位也相当高。

可以想象,如果欧阳詹不过早离开人世,能够多活一些年,即使仍是“四门助教”的小官,他的文章也会更加老辣,他的诗作也必定更加成熟,他的影响自然也就更为深远。可惜,天不假于年,我们只能为之惋惜。

写欧阳詹,有件事不应回避,即他的一段生死之恋。这件事发生在游太原时,社交场上遇见了艺妓李倩,两人一见钟情,订下终身,并约定在欧阳詹回长安后再来接她。这从欧阳詹所作的《初发太原途寄太原所思》可以证明。诗云:“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谅又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所思”之人,应是指艺妓李倩,“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即期待两人的爱情得以开花结果。欧阳詹离开太原后,那个艺妓非常想念他并因此一病不起,临终前“危妆引髻刃而匣之”,并写下绝命诗:“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然后把诗与发髻托人交给欧阳詹,即离开人世。欧阳詹见到旧物读到诗,悲痛万分,也因此伤及身体,不久病故。

对于这段爱情悲剧,《新唐书》、《欧阳生哀辞》以及福建、泉州的地方志等,都没有记载,因此有人予以否定。但是,早在欧阳詹去世不久,就有同时代人孟简在《咏欧阳行周事》一诗中详细谈及,孟诗还收进《全唐诗》。此后,侯官人黄璞的《闽川名士传》、北宋李昉的《太平广记》、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都沿载此事。北宋的邵雍甚至说他曾看到那位艺妓的绝命诗墨迹。笔者以为,志书与韩愈的《欧阳生哀辞》没有记载,明显是为逝者讳。其实,欧阳詹与太原艺妓的交往,并非什么丑事,《四库提要》的编撰者就认为,“不可谓无此事,盖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犽游,不以为讶”。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韩愈作完《欧阳生哀辞》,又作《题哀辞后》。他说,为什么李翱已为欧阳詹立了传他还要作哀辞,为什么一向讨厌抄抄写写的他,却要工工整整地将哀辞抄写两份,分别交给可以托付的人,原因是“哀欧阳生不显荣于前,又惧其泯灭于后也”。这个《题哀辞后》所表示的担心至今仍没有过时,它还在提醒后来者,要记住欧阳詹,并给他应有的评价。今天的我们,倘能做到这一点,九泉之下的韩愈,也就不用再担心了。

阿弥陀佛,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