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报任安书》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篇千古文章，《汉书·司马迁传》予以全文收录，《古文观止》的编撰者对它更是称赞有加，认为“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司马迁要写《报任安书》？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作者本人说起。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45年），自幼聪明好学，十岁时能诵古文，二十岁时开始遍游南北各地，“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走上仕途后初任郎中，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这些经历都为其后编撰《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

说到司马迁修《史记》，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司马谈，这位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官至太史令，曾作《论六家之要旨》，总结当时流行于世的儒、墨、名、法、道、阴阳各家的学说，认为道家最能综合各派所长。司马谈反对精神不灭，提出“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的论点。他还根据《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史籍，可惜没有完成。临终前，老人紧握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即要儿子继承其未竟事业，仍做太史令，编一部上至五帝下至本朝的史书。

元封三年（前108年），即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司马迁接父亲的班，任太史令。按当时的规定，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官，属于“卿大夫”一流。但由于它是个“近乎卜祝”的角色，即所谓“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因此不为人重视。好在司马迁看中的是，任太史令可以继承父亲的工作，至于别人怎么说，他并不在乎。然而，正当他努力为完成父亲生前的嘱托而积极工作并取得进展时，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事件———李陵投降匈奴。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也是一员出色的战将。他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多次获得胜利。天汉二年（前99年），为了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出征匈奴，他奉汉武帝的命令，率五千壮士，出居延，到达指定的西浚稽山（今蒙古国境内）。由于遭遇匈奴主力的突然包围，虽经全军上下拼力厮杀，仍然无法冲出一条血路，最后，李陵身边的将士仅剩下十几人，无奈之下，他只得下马投降。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虽然他们深知李陵的为人，投降匈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甚至另有考虑，但在汉武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说，全都一边倒地痛骂李陵，唯有太史令司马迁站出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的十万大军，并歼敌一万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虽然最后战败投降，是个错误，但他决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投降匈奴有可能是权宜之计，以待机会杀回马枪报效国家，现在万万不可对他家属治罪，否则，就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他不投降也得投降。

这是一番坦言，且不无道理，事后也证明司马迁的分析是对的。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李陵在置酒送别即将归国的苏武时，心情非常激动，席间多次“起舞”，并唱出了“壹绝长别”的悲歌，即著名的《别歌》。歌中，他一方面对比苏武身陷匈奴十九年而不改其节的操守，自感忏愧———“略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另一方面，又因家属被株连杀害，悲怆地发出“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叹息。可见，如果汉武帝当年不杀他的家属，情况将是另一个样。然而，当年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分析非常恼怒，这位颇为自负的天子不允许有任何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尤其是司马迁的话，在他看来，是打击贰师，抬高李陵，为李陵游说，一气之下便把司马迁抓起来。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以“诬罔”主上的罪名遭到宫刑。宫刑（割去生殖器）是古代五刑之一，不仅残酷，而且对受刑的人是一种奇耻大辱。司马迁悲愤满腔，起先不吃不喝，想一死了之。然而当他记起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交代时，不禁恍然有悟———如果自己死了，岂不辜负父亲的嘱托？于是他改变态度，决定要勇敢地活下去。之后他出狱，被任命为中书令。虽然中书令一职“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官位与俸禄都要比太史令高。但这个职务一般由宦官担任，实际上只是“为埽（扫）除之隶”、“闺閤之臣”罢了。对此，司马迁忍羞含垢，置荣辱于度外，继续编写史书。

太始四年（前93年）的四、五月间，司马迁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少卿）给他来了一封信。虽然任安出于好意，极力安慰他，希望他有所作为。但这番好意却也包含着对司马迁的偏见，即认为他作为宦者，可以接近皇帝，容易说上话，因而要他乘机“推贤进士”。司马迁没有立即回复，直到当年的十一月，任安犯罪将受刑，他才回了信，这就是《报任安书》写作的缘由。司马迁在信中谴责社会对他的残酷无情，抒发遭受刑罚的悲愤心境，叙说未死苟活的原因，显示出一股正义凛然的大无畏精神。

《报任安书》是一篇杰作，描写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有许多至理名言，如“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悦）己者容”，“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被后人反复引用。信中还列举古代一些名著，如《春秋》、《离骚》、《国语》、《左传》、《孙子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三百篇等，认为这些不朽名篇都是作者在受到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作，明确地指出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显然，这是司马迁本人的切身体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信里还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即《史记》已基本完成。他告诉任安：“近几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不过，笔者读这封信，更感到它是司马迁心灵的自白，有许多闪光点。

首先，坦荡无私的胸怀。信中说，他与李陵之间，“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即平时两人的关系一般，不见得怎么好。但是当李陵出了问题之后，司马迁不仅没有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而且不顾个人的安危为其辩护。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李陵的人品不错，“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特别是“常思奋不顾身，以身殉国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司马迁这种实事求是、以大局为重而不以个人恩怨出发的品德，不要说是在封建时代，就是在当今社会，也极为难能可贵，很值得称道。

其次，百折不挠的精神。信中说，“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垢莫大于宫刑”。司马迁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加之“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判决后，他被关进蚕室，执行了宫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为了“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事业，他硬是忍受下来，发愤著述，这种伟大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令人无限敬佩。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努力，司马迁终于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公元前92年），完成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史记》的编撰工作。这部巨著上自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记载各朝各代以及秦汉最高统治者的政绩（垓下失败后自杀的项羽是个例外）；“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专史；“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这五部分通过彼此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汉书》的编撰者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则高度赞扬《史记》，称这部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问世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它对后代不断产生其深刻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几乎没有别的任何历史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

伟哉，《史记》！伟哉，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