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07 17:19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楚 欣

汉赋大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


中国古典文学有一种形式称“赋”。班固在《两都赋序》作了如下的解释:“赋者,古诗之流也”,可见它是古代诗歌的一个支流。赋的特点是规模宏大,铺陈事物,讲究文采,词藻华丽,多用典故。

最早以“赋”名篇的要追溯到战国时代那位提出“性本恶”的著名思想家荀卿,他的《赋篇》今存《礼赋》、《知赋》等五篇。但这种形式的出现并不为那个时候的人所注意,直到汉代,赋才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制,尤其是汉武帝时候,赋特别盛行,并且影响到其他文体。后人因此将赋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列,称为汉赋,其中以司马相如的成就最大。

司马相如(前179年———前117年),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小时候爱读书,又喜欢击剑,父母呼之为“犬子”。长大后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蔺相如,遂改名相如。汉景帝时,任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喜欢辞赋,司马相如得不到重视,被闲置在一旁。其后,梁孝王来朝,随行的有一批文人学士,如邹阳、枚乘、庄忌,等等。司马相如与这些人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不久,梁孝王一行回去,他以请病假为由也跟着到梁国,客居数年,备受礼遇,期间写下了著名的《子虚赋》。

子虚者,虚言也。文章叙述楚国的子虚(虚构人物)到齐国出使,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强大与富足,特向乌有先生(也是虚构人物)夸耀楚王在云梦游猎的盛况,声称这不是齐王所能比拟的。乌有先生很不服气,他批评子虚的话“言之过也”,一再提出诘难,同时把齐国的地大物博渲染了一番。

《子虚赋》给司马相如带来声誉,然而梁孝王死后,他失去了依靠,只得回成都老家。但“家贫,无以自业”,生活相当困苦,幸好平素他与临邛令王吉的关系好,得以应邀前往其处。临邛那地方富人多,特别是“卓王孙家僮八百人”,可谓富甲一方。当时卓王孙的女儿文君,刚刚丧夫住在娘家。司马相如知道年轻的卓文君才貌出众又喜欢音乐,便有心追求。他在赴卓家饮宴时,显得“雍容闲雅”,并于席间抚琴弹唱《凤求皇》(皇通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孽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是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司马相如弹唱《凤求皇》,明显是在向卓文君求爱。“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从这一段描述可以看到,司马相如先是对卓文君“以琴心挑之”,得到对方的好感,然后又派人收买文君的侍女,从而实现了两人的“私奔”,可见是情场上的一名高手。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到成都后,家徒四壁,生活陷入困境,而她的父亲卓王孙对其私奔的行为又很恼火,声称“女至不才,我不忍杀,不分一文钱也。”朋友劝他说,跟自己的女儿,何必做得如此绝情。卓王孙仍然不听。面对老丈人的无情,司马相如心生一计,带着卓文君回到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他自己则像个店小二一样,在大庭广众洗洗涮涮。

富豪的女儿女婿于自家门前如此这般行为,自然在临邛引起不小的轰动,卓王孙觉得这是丢他的面子,受不了,加上“昆弟诸公”纷纷上门规劝他不要把事情做绝,只好顺水推舟,“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卓文君有了钱,当即随司马相如再回成都,买田地,盖豪宅,做起了富人。

在成都住久了,司马相如结交了许多朋友,杨得意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在朝廷任“狗监”,服侍汉武帝。有一天,汉武帝读到《子虚赋》,非常欣赏,并因不能与作者同游而发出感慨。杨得意连忙对他说,“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汉武帝听了很是吃惊,连忙派人把相如请来,一问,果然是其所作,便称赞了一番。相如谢恩之后却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汉武帝很高兴,让人递过笔墨。司马相如当即写下了《上林赋》。

《上林赋》和《子虚赋》,在《史记》与《汉书》里,原本是一篇,称《子虚赋》。到了南北朝梁太子萧统编《昭明文选》时才一分为二。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刻画的主要角色是无是公(与子虚、乌有一样,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此公听了子虚、乌有二人各自对本国园林之美和田猎之盛的夸耀后,认为诸侯的事不足道,便洋洋洒洒地叙述汉家天子田猎的空前盛况,借以压倒齐、楚,显示中央王朝的气势和声威。赋的末尾,无是公对天子、诸侯贪恋游猎、荒废政务提出了讽谏,主张修明政治,提倡节俭。汉武帝对《上林赋》非常欣赏,即封司马相如为郎官(侍从)。

司马相如任郎官时,汉武帝击败匈奴,平定了北方,形势一片大好。当时摆在这位汉家天子面前的,是如何对西南边陲进行安抚。西南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落后而又闭塞。所谓“夜郎自大”,指的就是小小的夜郎国,其统治者不知天高地厚,竟说出“汉孰与我大”的话来,可见是多么的无知。为了稳定西南开发西南,汉武帝派唐蒙去管理。然而这个唐蒙只知严厉管束,不懂安抚教化,搞得百姓叫苦不迭,怨声载道。汉武帝看到这种情况,便让司马相如代拟文告,向百姓说明唐蒙所做的一切“皆非陛下之意”。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妙笔生花,文告写得入情入理,从而稳定了民心。汉武帝对此相当满意,“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作为中央派出的大员,司马相如不辱使命,推行安抚政策,“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然而,开发西南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也遇到许多人包括某些蜀中的头面人物和朝廷大臣的反对,司马相如为此写下了《难蜀父老》,以问答的形式,阐述“通西南”的重大意义以及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他指出,这一事业,“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看法颇有远见,从而说服了反对者。过后,司马相如回京述职,汉武帝听取他的报告,非常高兴。

然而春风得意的司马相如不久即被人告发,说他出使西南时接受贿赂,结果官丢了,一年多才“复召为郎”。但因“有消渴疾’(即糖尿病),常称病闲居在家。后来,任“孝文园令”,经常随汉武帝出去打猎。在此期间,他发现汉武帝“好仙道”,为投其所好,写了《大人赋》呈上,让汉武帝“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司马相如晚年因病免于入朝,住在茂陵家中,汉武帝说,“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可是派人去取,司马相如已经死了,家里也找不到他所写的书,问他的妻子,得到的回答是,“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使者取回那卷司马相如临终前所写的书,呈给汉武帝,一看,是谈封禅的事,即《封禅文》。

对于《封禅文》的创作动机和后果,历来有不同看法。一说,司马相如是为了迎合汉武帝而写,使封禅之事愈演愈烈,造成极大的浪费;另一说,司马相如是出于对皇上的规劝,希望汉武帝不要夸功封禅。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认为司马相如写作此赋是要汉武帝“兴必虑衰,安必思危”,可以说是最后的忠谏,值得肯定。司马迁似乎也持这种态度,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将其全文录下,并对他的赋作出如下评论,“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纵观司马相如从政的一生,确实为开发西南出了力,也替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但就其文学创作而言,不妨称之为“御用文人”,因为他的赋多半是奉圣上之命而作。尽管个别篇章有反映汉代繁荣景象和“劝一讽百”的积极意义,但内容多数为歌功颂德或迎合上意。当然,称他为御用文人是针对他的作品而言,并非指他的人品。他与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为虎作伥的御用文人不同,他不害人,本质上是善良的。

司马相如的作品由于其御用性,加上汉赋作为宫廷文学,本身有堆砌词藻“虚辞滥说”的毛病,很难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因此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倒是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包括“凤求皇”、“私奔”、“当炉卖酒”),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种美谈。



司马相如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