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4 17:05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楚 欣

蒙恬何以自杀


蒙恬芳轨设,游楚妙弹开。新曲帐中发,清音指下来。

钿装摸六律,柱列配三才。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剩哀。

这是唐代诗人李峤的五律《筝》,诗中指蒙恬是古筝的发明者,但这与“蒙恬是毛笔的改良者”一样,都仅止于传说。真正载入史册的是,蒙恬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抗击匈奴的过程中,作为领兵作战的将军,建立过赫赫战功。然而,一位对秦王朝有着如此重大贡献的功臣,最后却落到了“吞药自杀”的下场,不仅让人叹息,还要问一句,这究竟是为什么?

据《史记·蒙恬列传》载,蒙恬对此作过这样的解释,“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属之辽东,城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显而易见,所谓修长城“绝地脉”,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也非他的真心话。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应该从蒙恬的一生中去寻找答案。

蒙恬(?—公元前210年)的先辈是齐国人,祖父蒙骜后来归顺秦昭王,伐韩攻赵打魏,所向披靡;父亲蒙武与王翦攻楚,大获全胜,后又活抓楚王负刍。蒙恬从小勤奋好学,尤其精通狱典,曾做过审理案件的文书官。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0年),他成为一名将军,累建奇功,被拜为内史。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攻打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大片土地,并在这个地区设置34个县,划归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周边一带)统属。后来他又从内地发派三万多名罪犯到榆中、洮河一带垦殖,发展经济,加强军事力量,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边防。接着,他的部队渡过黄河,夺取高阙、阳山等地,严重摧毁匈奴军的要塞和据点。《史记》指出,“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击退匈奴后,为了解决都城咸阳与前方交通不便的困难,蒙恬奉命修了一条北起九原,南到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宽阔直道(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全长一千多公里(没有全部完工)。公元前213年,他还根据“用险制塞”的原则,把秦、赵、燕原有的长城联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体。这条长城从临洮到辽东郡碣石,对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战功赫赫的蒙恬,秦始皇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加以重用。《史记·蒙恬列传》这样写道,秦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蒙恬的弟弟),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蒙恬、蒙毅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堪称是秦始皇的左膀右臂,权力达到了巅峰,朝廷内外谁也不敢与他们争宠。那时,宦官赵高犯下了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然而当判决书送到秦始皇那里时,这位“千古一帝”却又变起卦来,觉得赵高平时勤勉尽力,杀了可惜,于是赦免他,还让他官复原职。秦始皇这一改,在他看来可能是小事一桩,却彻底地改变了蒙恬兄弟的命运,并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秦帝国的历史。因为逃过一劫的赵高从此恨死了蒙恬兄弟,秦王朝也因此为自己选定了一个掘墓人。

公元前210年秋,秦始皇病死在出巡途中。临终前,他“令赵高(中书府令)为书赐公子扶苏(此前扶苏被派往蒙恬部队任监军,与蒙恬在一起)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思是,让扶苏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蒙恬,然后回到咸阳主持葬礼,实际上就是要扶苏继承帝位。但是有关秦始皇的死讯却被保密起来,“群臣莫知”。此时,“得幸于胡亥”(秦始皇的小儿子、后来的秦二世)的赵高却动起了脑筋。他想,如果扶苏继位,必然重用蒙恬兄弟,这对他的政治前途极为不利,于是劝胡亥先发制人。但是胡亥认为,“废兄而立弟,是不义”。赵高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胡亥却听了进去,当即同意篡位。

赵高说服胡亥之后,接着拉拢丞相李斯,准备伪造诏书,废公子扶苏,立胡亥为帝。李斯起先反对,并斥责道,“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赵高问他,“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指扶苏)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李斯只得承认,“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赵高进而说,这五项你都不如蒙恬,一旦扶苏当上皇帝,必然用蒙恬为丞相。到时,你还能“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吗?显然是不可能。如果现在你听我的话,杀扶苏立胡亥,就可以“长有封侯,世世称孤。”聪明一世的李斯,听了这番话之后,为了一己之利,竟改变初衷,成了赵高的帮凶。他们当即伪造诏书,并派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

老实的扶苏不辨真假,看到父皇赐死的“诏书”,便要自杀。蒙恬见状予以制止。他对扶苏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怎么有可能要杀我们呢?再说,“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意思是,情况未明您就自杀,如果诏书是假的呢?我看还是把情况搞清楚再说也不迟。愚孝的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当即自杀身亡。

深知政坛阴谋的蒙恬并没有因扶苏的死而减少对“诏书”的怀疑,他要求入京申诉,使者回报了胡亥。考虑到扶苏已死,竞争对手没有了,胡亥起初打算放了蒙恬,但赵高另有想法,他觉得蒙恬在,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必须坚决除掉,才能不留后患。于是编造谎言,诬告蒙恬兄弟,说“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建议胡亥“不若诛之”。政治上低能的胡亥信以为真,把蒙恬、蒙毅都抓起来,准备杀掉。子婴(秦始皇的孙子)反对此举,认为杀功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会“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胡亥根本不听,他下令杀了蒙毅,又派人到阳周对蒙恬说,“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有大罪,法及内史。”要蒙恬谢罪自杀。蒙恬当然不甘愿就这样死去,他对使者说,我是无辜的,我一生忠心耿耿,即使到了今天被囚,手上仍有三十万大军,若要反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敢辱没我那些对秦国有大功的先人。希望您能将我的情况转呈陛下,体察我的苦衷。使者说,我是奉命来对将军执法的,怎么敢把你的话反映给上面呢?蒙恬听后喟然叹息道:“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最终吞下毒药自杀。

读蒙恬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他是最早开发大西北的人,也是有大功于秦帝国的将军。他的死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所谓筑长城“绝地脉”受到神的惩处,因为冥冥之中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他的死因是政治性的。司马迁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史记·蒙恬列传》的最后评述里否定了“绝地脉”获罪一说。然而他的解读也不尽合理。他是这样写的:“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障,山堑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看来,司马迁对修直道和筑长城都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这样做不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而蒙恬身为名将,没能急老百姓之急,劝阻秦始皇,反而阿谀奉承,大搞劳民伤财的工程,他们兄弟俩因此被诛是罪有应得。窃以为,太史公的看法显然不够全面,因为修直道和筑长城,虽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也有好处,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即使退一步说,蒙恬在这个问题上有某种过错,也不能称他的死“不亦宜乎”。据说,唐太宗有一次与大臣们议论谁是历史上死得最冤的将相时,有人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国的大夫),有人说白起(战国时秦国的大将),众说纷纭。唐太宗则认为,死得最冤的应该是蒙恬。

总之,蒙恬之死,不在于修直道和筑长城,而在于他先前大大得罪于赵高,之后又为公子扶苏所亲信,从而成为赵高政治道路上的绊脚石,注定要被搬掉,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说,蒙恬是死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斗争,死于阴谋家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