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曹丕

曹丕，字子恒，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生于谯县（今安徽亳县），他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从小跟着父亲生活在战乱中，学会骑马射箭，又爱好读书写作，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

公元220年冬天，曹丕刚做了魏王还没有几个月就逼汉献帝“禅让”，改年号为黄初，成为三国时代魏的第一个皇帝，可见他“南面称孤”的愿望是多么的迫切。然而他在位7年，政绩并不怎样，倒是文学方面的成就值得肯定。《三国志》说他“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在中国文学史上，曹丕与他的弟弟曹植，以及父亲曹操，世称“三曹”，同“七子”（王粲、陈琳、孔融、阮瑀、刘桢、应瑒、徐干）一起，是汉魏时代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苍凉刚劲的风格，为人所称道。

曹丕的诗流传至今约40首，一半为乐府，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写当时的政治军事活动，如《黎阳作》；二是写自己的欢娱生活，如《芙蓉池作》；三是写征夫思妇的哀情，这类的成就最高，如《燕歌行》，反映一个妇女在“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深夜里思念丈夫的心情，写得非常细腻，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七言诗。

然而，对一般人来说，提起曹丕，记得最牢的并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是他在处理兄弟关系方面曾导演过著名的“煮豆燃豆萁”的相煎一幕。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这件事：“文帝（即曹丕）尝令东阿王（即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死刑）。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作诗本是雅事一桩，却成了加害于人的手段，这已经是匪夷所思了，而作不成诗治罪要定死罪（“行大法”），更是残暴至极，曹丕之为人，由此可见一斑。幸亏曹植文思敏捷，“应声”就把诗作出来，不仅十分精彩，而且用形象的比喻手法，巧妙地谴责了“同根生”的曹丕。

曹丕如此对待自己的亲弟弟，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结怨已久的必然。早在称帝之前，曹丕就对曹植心怀妒意，原因是曹植的文才远比他高，且是公认的事实。南朝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即曹植）独占八斗”，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偏爱曹植。加上曹植又深得其父曹操的赏识，自然就成为曹丕争夺继承位的最大劲敌。对此，曹丕非常在意，他处处想方设法使自己化被动为主动。后来，由于他攻于心计、善于笼络人心，也由于曹植喝酒无度、任性行事经常出现过失，曹丕终于当上了接班人，并顺利地继承了曹操的权位。但令人不解的是，曹丕并没有因为目的达到而对亲弟弟的态度好起来，反而变本加厉，欲置曹植于死地而后快。有一次，曹植受到“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诬告，曹丕明知是不实之词，却顺水推舟，狠心地给他定了死罪。卞太后（曹丕与曹植的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亲自出面干涉，批评曹丕不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曹植才被“从轻发落”，躲过了这一劫。

对于曹丕的为人，《三国志》作者陈寿显然不怎么认可。他在书里有一段评语是这样写的；“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若加之”是个关键词，意思即“如果加上”。此话等于说，曹丕还没有具备他所指出的那些优良品格。因此，离“古之贤主”的高度尚远。措词虽然极其婉转，仍看得出，他是在批评曹丕心胸狭窄，缺乏大家气度和高尚道德。笔者以为，陈寿的批评是客观的，曹丕理应受到谴责。

介绍曹丕，不能不提到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专论，它就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曹丕指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中逐一点评了建安七子，说这七个人就像并驾齐驱的七匹骏马，很难让其互相服气。《典论·论文》还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和奏议、书论、铭铼、诗赋“四科”不同的文体论，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句话流传至今，经常为人所引用，几乎成了定论。尽管相轻并非文人独有的缺点，其他人也有，但文人相轻的现象确实比较严重，直到今天还是累见不鲜。有趣的是，批评“文人相轻”的曹丕不仅自己未能免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猜忌兄弟曹植、曹彰，尤其是对弟弟曹植的态度，从相轻进而到迫害，心地太坏，手段相当毒辣。看来，提出理论或主张是一回事，实践这个理论或主张又是一回事。有些人对自己的理论或主张充满信心，也证明是正确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却没能身体力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上这样的人不能说很多，但也并非少见，发现并谈论“文人相轻”又心怀妒嫉的曹丕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