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立身处世的一部“教科书”

——读南北朝时代的《颜氏家训》

楚  欣

颜之推画像

中国历史上有个人，为了教育后代，写下一些训导与劝戒之类的话。没想到，这些文字却走出家门，广泛流传下来，成为人们学习如何立身处世的“教科书”。这，就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591年），字介，琅邪（今属山东）临沂人，孔夫子得意门生颜回的第35世孙，南北朝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他曾先后任职于梁、北齐、北周，最终“收官”于隋。由于这个经历，对当时中国南北两地的政治、文化、语言、习俗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深知各方的长短之处。晚年的颜之推，从“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出发，写下《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我国第一部内容广泛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计七卷二十篇。

第一卷，开篇为《致序》，即序言，解释写作此书的目的，“以为汝曹后车”（即为子孙提供借鉴）。接着，有《教子》、《兄弟》、《后娶》、《治家》等四篇，主要内容是家庭方面的教育。颜氏认为，治家必须自上而下率先垂范，父母要给子女做好榜样；对孩子的教育要抓早，又要有正确的方法；兄弟之间要和睦友爱；持家要勤俭节约，不要迷信巫术，等等，充满了殷殷教诲之情。读此卷，人们从字里行间还可发现，当时中国家庭，存在着一些至今仍或多或少可见到的不够健康的现象，如妇女“宠子婿而虐儿妇”，特别是“后妻必虐前妻之子”。作者因此告诫子孙，“后娶”要慎重。他说，哲人曾参（孔子的学生）正是担心出现此类事，妻子死后终生不再娶。再如妯娌关系，他认为，兄弟间之所以会有矛盾，大多出在妯娌身上。即“娣姒者，多争之地也”——妯娌，常是家庭闹矛盾的一对关系。

第二卷，《风操》、《慕贤》两篇。

《风操》，作者联系实际，对孝、名讳、称谓等风尚谈了各地的不同习俗，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哭丧，江南与山东不一样。江南一带“有哀诉之言”（即连哭带喊），山东则“唯呼苍天”。对堂亲的称呼，江南一带对外称“族人”，对内称“兄弟”。北方不称“族人”，认为这样叫显得疏远。颜之推曾批评王羲之给人写信时，没有在对方的父母之前加“尊”字显得不够恭敬。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避讳现象，他认为不宜过分。否则，吕尚的儿子就不能写“上”，赵壹的儿子就不能写“一”。他还举例说，有个扬都（今南京）的读书人忌讳“审”字，在给交情很深的一位姓沈的朋友写信时，竟然因“沈”、“审”同音，只写名不写姓，这就“非人情也”。

颜之推塑像

《慕贤》，“君子必慎交游焉。”颜氏认为，应该让孩子从小多接触有德行的君子，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陶冶。正如古人所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他指出，“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即人们往往相信道听途说，却轻视身边有德行的君子，如鲁国人称孔子为“东家丘”，这是不对的。他告诫子孙，对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一定要尊敬并努力学习。

第三卷，仅《勉学》一篇，但内容丰富。他指出，“父当以学为教”，即做父亲的应把孩子的教育当作根本大事，劝戒子孙要学好文化知识。为此，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刻苦学习的典范。如“握锥刺股”的苏秦，“照雪聚萤”的孙康，“锄则带经”的常林，“牧则编简”的路温舒。特别是那些年纪较大的人，如孔子“五十以学”，曹操“老而弥笃”，荀卿“五十始来游学”，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等等，终成大器。可见“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他还指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业不分贵贱，都应认真做好，进而对当时相当多士族子弟既不好学又不务正业，全凭门第猎取高位的现象，进行猛烈的抨击。

第四卷，《文章》、《名实》、《涉务》、《省事》等四篇。

《文章》，“夫文章者，源出《五经》”。《五经》，即《书》、《易》、《诗》、《礼》、《春秋》。写文章不能恃强傲物，否则会招致败损，并要求子孙继承家风，把文章写得典雅正体。颜氏说，写文章犹如乘良马，良马虽有俊逸之气，但要有所控制，避免错乱轨迹，肆意而行。他认同南朝（梁）著名作家沈约主张写文章要“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他对历史上一些出类拔萃的文人进行评点，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还指出一些涉及地理内容的诗文，描述不够恰当，如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就有“美玉之瑕”。

《名实》，“名之于实，犹形之于影也”，即名来自于实。颜氏指出，因“德艺周厚”、“修身慎行”而来的好名声，乃名副其实；采取不正当的方式沽名钓誉，是名不副实。他说，“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世之汲汲者，不达此意，若其与魂爽惧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意思是，名副其实的人，像筑房子栽果树一样，活着时能得到好处，死后也可把恩泽留给子孙；名不副实者，急于追逐眼前的利益，死后什么也没有了。他希望人人都能向那些名副其实的贤人学习，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

颜氏家训

《涉务》，讲的是专心致志于事务，即说实话办实事。当时门阀制度造成了许多士族子弟缺乏办实事的能力，尤其是轻视农事的人很多。颜氏说，“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事怎能不重视呢？他因此劝告士大夫阶层的人要抛弃清高，求真务实，才能立身处世，利国利民。篇中有个例子篇幅很短，不妨全文照抄如下：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因只有三尺高，能在果树下行走，故名），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这个例子所说的梁朝士大夫，出入都是乘车或坐轿，没有骑马的。如有人骑马，就骂他“放达”，甚至要弹劾人家。更可笑的是，有的士大夫连马与虎都分不清，成了酒囊饭袋，怪不得颜之推痛心疾首，称“其风俗至此！”

《省事》，中心意思是要减少事情。颜氏引用古人的训诫“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认为此诫“至诚”。对子女提出要求，必须守道崇德，等待天命，而不要违背道德盲目追求富贵。还列举了历史上“谏诤之徒”“讼诉之类”“对策之伍”“游说之俦”四种人，说他们都是靠出售言论来谋取利禄的，这些言论“率多空薄，高自矜夸，无经略之大体，咸盷糠之微事，十条之中，一不足采”。

第五卷，《止足》、《诫兵》、《养生》、《归心》等四篇。

《止足》，即知足之意。其中援引“欲不可纵，志不可满”的古训，并进一步指出，“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衣食两事与人有密切关系，尚且不可奢侈浪费，非身体急需的东西，就更不能贪婪了。即使像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贵为天子，因不知满足，最终还是遭到了败损，何况普通人。他认为，无论当官还是积财都要适可而止，才能平安过好日子。

《诫兵》，先是叙述家族的历史，认为其祖先“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孔子著名的学生七十二，有八个是姓颜的。后来，姓颜的人尚武，但都没有成就，有的甚至下场可悲。颜氏因此告诫子孙，不要通过习武来取得官职，而应以儒雅为业，才能保全门户乃至身家性命。

《养生》，指出人的生命应当爱惜，神仙之事难以遇到，炼丹服药更不值得提倡。“华山之下，白骨如莽”，就是充分的证明。颜氏指出，真正的养生，要注意内在锻炼，修身养性。他还指出，如果因“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是不惜付出自己性命的。

《归心》，即归佛之心。颜之推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坚信佛家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之说，告诫子孙们不要抱无所谓的态度，而要克己从善，把握现在，以图报于来世。他认为，佛教是內典，儒教是外典，两教一体，并由此说那些皈依周公、孔子之道却违背佛教宗旨的人很糊涂。他对世俗批评佛教的五种说法，一一作了辩解。他要求子女们切勿杀生，杀生会受到报应，并举了几个事例。如“江陵刘氏以卖鳝羹为业，后生一儿，头是鳝，自颈以下，方为人耳。”“梁世有人常以鸡卵白和沐，每沐辄二三十枚。临死，发中但闻啾啾数千鸡雏声。”

第六卷，《书证》一篇。 内容是对《诗经》《礼记》《汉书》《史记》《山海经》等经、史、文章所作的零星考证。例如：一、有关犹豫的解读。引用《尸子》（先秦杂家著作，尸子为鲁国人）“（狗）五尺大为犹”，《说文》“陇西谓犬子为犹”的注释，认为人带着狗行走，狗喜欢走在前面，等人等不到又返回迎接，这样来来回回就是“豫”，豫具有游移不定的含义，所以称犹豫。二、“《古乐府》词曰：‘百里奚，五羊皮，烹傍伏雌，吹扊扊；今日富贵忘我为！’‘吹’当作炊煮之‘炊’。”三、《汉书》说：“中外禔福”，“禔”字从“礻”，河北学士都这样说这样写，江南学士却“多误从手”。应该说，本篇考证多数是正确的，但主要目的不在于考证本身，而是想借此告诫其子孙，读书要广，学问要深，对问题的解决不要匆忙下结论，应三思而后定。

第七卷，《音辞》、《杂艺》、《终制》等三篇。

《音辞》，谈论语言和音韵方面的有关问题。颜氏指出，中国地域广大，南北方的语言存在着差异——“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也。”扬雄虽写出了《方言》一书，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此外，古今语言因时俗的变化有所不同，而著述之人，地处南北，语音上也表现出差异。例如江南地区的“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章法），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即不言“自败”与“败人”的区别。再如“邪”，表示疑问的词，如《庄子》：“天邪？地邪？”北方人却把它读成“也”，这是错的。虽然语言差异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他还是要求子孙从小养成正确发音的习惯。

《杂艺》，谈论琴棋、书画、骑射、算术、医学等，要求子孙掌握一些技艺。但同时指出，有些含有迷信成分的东西，则应不信、不学、不用。

《终制》，为最后一篇，颜之推指出，“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并就自己的后事，对子孙提出要求，即死后一切从简，不要厚葬，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过于悲伤而误了大事。

纵观《颜氏家训》，作者阅历丰富，博学多才，对其子孙后代所提的告诫，大多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上，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勿庸讳言，也有些见解存在偏颇，甚至于错误。如在评论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文人时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曹植悖慢犯法”，“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终凶”，“谢灵运空疏乱纪”，不够准确；对“谏诤之徒”“讼诉之类”“对策之伍”“游说之俦”等四种人的行为全盘否定，过于武断；将习武与儒雅之业完全对立起来并加以排斥，属于偏见；至于“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主张对孩子体罚更是错误；此外，还有宣扬报应的迷信之说，等等。总之，此书瑜瑕互现，人们对它的态度应该是汲取其精华而扬弃其糟粕。

不同版本的《颜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