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尊女卑”的要害

宋志坚

孔夫子提倡的“三纲五常”

再说“男女”观的另一个层面，即男女各自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问题，或者说是男女之间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认为孔夫子重男轻女，最常用的论据，便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一般的学者都将这句话翻译为“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教养的”：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不是“男尊女卑”又是什么？《论语集注》对于此语的注释为：“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此处所说的“小人”为“仆隶下人”，此处所说的“女子”则为“臣妾”，如此注释，与下半句“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方可衔接——与他们太亲近了，他们就会没大没小，与他们疏远了，他们又会怨你——所以，这句话与不分青红皂白地贬斥所有的女人，还是有区别的。

但这并不是说，孔夫子就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或者说，在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中，骨子里就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男人可以有妾，而且“妾”在家中的地位与“仆隶下人”相当，这本身就是“男尊女卑”的产物。孔夫子自己即为“妾”之所生，叔梁纥在颜氏徵在之前已有妻有妾，孔子出生的时候，叔梁纥已有六十几岁，颜氏徵在方才十几岁。他是知道“妾”在那个家族中的地位之低微，但他还是接受了这种“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秦牧说过，最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对于孔子，此言同样适用。即使“圣人”，也受他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之局限。举个例子说，孔子被称为“有教无类”的教育家，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中可曾有过一个女子？并且，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还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例如，“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诗被认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女祸论”之始现，却也出于由孔子编定的《诗》。胡世庆先生认为孔夫子尊重妇女，主张男女平等，恐怕是有失偏颇的。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仅为孔子“一时失控之语，并非他一贯的主张”也缺乏说服力。至于“孔子还编《周易》（《彖下·家人》），认为父母同为一家之长”，并以此推断孔子“亦认为男女是平等的”，理由不够充分。在孔子论孝的言语中，也常将父母并称，诸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又如“父母唯其疾之忧”，再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如此等等。但这就能够作为孔子认为男女平等的依据吗？实际上，不仅孔子认定男尊女卑，就是孔子的母亲颜氏徵在本身，也无法否定男尊女卑，这就叫“存在决定意识”。鲁迅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这话是不够严密的。即使是武则天本人，在内心深处，何尝不是“男尊女卑”？

成语中“男尊女卑”之插图

我很赞赏胡世庆先生在《中国文化通史》第十章《士和妇女》中说的那一段话：“中国传统社会还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等级区分，那就是相对于男子来说的妇女等级。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贯穿妇女一生，是妇女行为准则和基本义务。妇女的人格不受重视，人权十分低下，决不能出名有面子，必须在自己的姓前冠以大姓。应当认为，在古代，无论中外，妇女的地位都是卑下的；不过，中国妇女的情况更加特殊。”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妇女地位的这种简明表述，我以为是很到位也很确切的。“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表述为：“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妇女的家庭地位；“女子无才便是德”，“决不能出名有面子”，这是妇女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既不能完全算到孔子头上，却也并非与孔子毫不相干。孔子竭力维护的“礼”，其具体的内容，就是分等级，定名分，其中也包括男女各自的等级与名分，他要维护这种伦理序列。尤其是孔子在自汉武帝时开始受到“独尊”的“圣人”的地位，使他在这方面的言论或主张格外引人注目。所以，汉代始提“三纲五常”中的“三纲”，除了“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就是“夫为妻纲”；所以，唐代出现调教女子的书籍，即被称为《女论语》，此书还与汉代班昭的《女诫》、明代徐皇后的《内训》，以及清代的《女范捷录》合在一起，被统称为“女四书”，如此等等，都已表明这一切都与孔夫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他的千古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对于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直截了当地予以批驳与否定，也顺便回答了“认为父母同为一家之长”是否就是赞成男女平等的问题：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鲁迅塑像

其实，鲁迅对于孔子的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以及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男尊女卑”之批评，最到位的乃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说的另一段话。五四运动之后，人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不少女子“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却又成了“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对此，鲁迅指出：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这“养”和“被养”，大概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之客观“存在”。“存在”不变，“意识”必然依旧。所以，鲁迅认为，“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所表达的上述思想，差不多在此十年之前，即1924年，就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提出，而在192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进一步得到形象的表述。娜拉是易朴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当她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或在丈夫眼中的地位，仅仅是一个玩物之时，她毅然出走了。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看法，要末堕落，要末回来，因为她口袋里没有钱。他说：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是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庭应该选取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鲁迅全集中有《关于妇女解放》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