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24 16:28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宋志坚

 

鲁迅眼中成为“摩登圣人”的孔子

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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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孔子死后,就有人“捧”他,主要是弟子。我们可以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看到他们的“捧”。例如,子贡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连那个被孔子说是“朽木不可雕”的宰我也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这些话,或许因偏爱而说得有些过头,但出自内心之言,不能称之为“捧”。这与孔子的人格魅力有关。它的影响由近及远,首先影响的是身边的人,然后慢慢地向四周扩散,向后代传承。于是,日后就有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也有荀子称孔子为思想枢纽之“圣人”(《荀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当然,这都是“圈子”之内的评价。

孔夫子之声名火爆,就像现在文人写博客一样,是在被推荐至权势者的“首页”之后。这位推荐者,就是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董仲舒,掌管这个“首页”的“权势者”,就是采取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汉武帝刘彻。自那之后,直到清末,总的趋势看,祭孔的规格越来越高,祭孔的规模越来越大,孔子这位圣人也越来越神。这一切都与“正统”二字有关。正统,对于好不容易坐上皇位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命根子,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丢了这块通灵宝玉,他们就会魂飞魄散。试想,哪一位帝王不希望自己的皇位稳固代代相传?所以,不管“权势者”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不管“权势者”的那一把椅子是篡夺的,还是世袭的,一旦坐上这把椅子之后,都会将孔夫子供奉起来,上文庙向孔夫子的偶像顶礼膜拜。连外来的“权势者”,也要利用孔夫子的正统思想,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而不像汪精卫所说,是孔夫子“使征服的民众,反处于被征服的地位”。

恰如鲁迅所说: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在鲁迅所说的“种种的权势者”中,既有嗜血成性的杀人魔王,也有谋王篡位的乱臣贼子,有的酿成过惨无人道之血案,有的制造过骇人听闻之“文字狱”,有的甚至是将一代儒宗灭了十族,毫无“仁义”可言,毫无“礼义”可说。他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并不信奉孔夫子的学说,而一旦坐上皇位之后,却毫无例外地摆出了尊孔的架势,反正孔夫子已经“不会噜苏了”。所以鲁迅说:“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鲁迅的这些话,并非主观臆测。在包括《清史稿》在内的“二十五史”中,凡是坐上了皇位的,不论是世袭的、篡位的,还是以金戈铁马血腥屠杀入主中原的,有哪一位不被尊之为“上”而被贬之为“贼”?

权势者们想用孔夫子的思想维护一统天下,主要是在以下两个字上做文章的。

一个是“礼”。讲“礼”的目的首先在于“隆主”,突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口含天宪,说的都是圣旨。冒犯帝王之权威,乃是大逆不道,罪不可赦;同时确保官场上下等级森严,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不论是非曲直,先看官位等级,若是不按等级言事,即使“言事”有理,也有“越职”之罪。唐之白居易,宋之范仲淹,南宋之岳飞,此类大有儒家风范的名臣,就曾因触犯了这个“礼”字而只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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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格言

一个是“仁”。“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夫子被抬到“吓人的高度”之后,对于孔夫子的这句话,权势者们往往只是当作一块遮羞布,用来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们信奉的,其实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在他的眼中,民众只是被役使的对象,而且往往被称为“小人”,在他的学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说的就是权势者应当怎样役使“小人”。孔子甚至称向他请教“稼穑之事”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鲁迅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指出: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

随着孔夫子被权势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孔夫子的话,也随之成为金科玉律,尽管权势者们自己并不想真正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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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木刻)

 

中国自汉代开始,就有了专门吃孔子饭的人,或曰“世儒学者”,或曰“五经博士”。东汉王充在《论衡·问孔》中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此处说的“仓卒吐言”,显然是指孔门弟子“相与辑”之《论语》。王充又说:“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还以《论语·为政》中的樊迟问孔子答孟懿子时说的“无违”二字什么意思为例,说明“问孔”之合理性——“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难看出,孔子对樊迟所说,即为孔子对“无违”二字的解释。按照他的本意,“无违”之对象,并非“父母的意愿”,而是一个“礼”字——他是将“孝”置之于“礼”的大框架之中的。所以王充说:“使樊迟不问,毋违之说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过樊迟,故《论语》篇中不见言行。樊迟不晓,懿子必能晓哉?”

可见,在当时的“世儒学者”中,“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已然成风,在当时的“世之解说说人者”中,“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的人已经成堆。

中国在宋明之间,盛行程朱理学,孔子也在元大德十一年被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地位越来越高,学说却越来越玄。明代李贽的《题孔子像于芝之院》虽是正话反说,意思却也明白:把孔子当做“大圣”,并非因为真正懂得孔子,只是“从众”心理使然——“万口一词”,大家都这么说;“千年一律”,历来都这么说。因此失去了自己耳目之功能。李贽说:“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文章最后说:“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可见,孔子被当做偶像之后,孔子的思想,也随之成为人们思想的禁锢。

把孔夫子当做圣人,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有别样的目的”的,除了权势者,还有想当权势者的人们。中国自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这本来是用人制度上的一次变革,是打破门阀制度的一种尝试,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就像任何新事物都有一个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一样,中国的科举制度同样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尽管如今有人怀念并追捧起已被废除一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并将它视之为西方文官制度的先驱,但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却分明写着科举制度的末路情景:

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如上所述,孔夫子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中,成为权势者和想当权势者的人们的圣人,与“大一统”以及“正统”密切相关。

大一统的优越性在于一个“统”字:天下统一,没有战乱,社会方能稳定发展,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大一统的劣根性也在于一个“统”字:高度集权,统得太死,士节与思想都会受到遏制,这大概也叫一块硬币两个面罢,或可称之为历史的怪圈。

正统含有嫡传和直接继承的意思。有人认正统、争正统的东西,开始时大致还是不错的,有正宗(这也是一种正统)的王麻子剪刀,就没有正宗的晋江假药。但无论是一种产品,一种学说,还是一个政治集团,问题往往出在贴上了这张正统标签之后,就想靠牌子吃饭,不思进取,甚至想以牌子吓人,排斥异端,压制新生,从而逐步蜕化、衰败、失去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因此,由正统转为不正统或终于正统不下去的例子,举不胜举。

对于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中充当正统思想的孔子以及儒家学说,也应当作如是观。它在维护中国统一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方面,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也正因为“正统”二字,使它负面逐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被权势者捧起来的“权势者的圣人”,终于被权势者们推入绝境。

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列举了这样几个实例:

那些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的,把孔夫子当做“敲门砖”的人们在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凸显了自己的极度无知。“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

规定这些士人读那样的书做那样的文章的“政府”也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

最为典型的,是作为“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的徐桐。他在新的事物与新的世界面前,被弄得走投无路。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也是“决不相信的”,认为“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最后,随着他在幕后发动和指挥的“义和团完全失败”而自我了结。

孔夫子这个“圣人”的神话,是在这一连串的事实面前破灭的。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因为这一连串的事实而对孔夫子这个“圣人”感到绝望的。

鲁迅“反孔”,反的就是这样一个被权势者“怀着别样的目的”捧到“吓人的高度”的孔子,也是被权势者们和想当权势者的人们当做“敲门砖”的孔子;还是被权势者和想当权势者的人们教条化绝对化之后束缚和禁锢人们思想的孔子。

对于这样一个孔子,鲁迅确实只有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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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