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香港——陈佐洱《交接香港》《我的港澳情怀》读后 

吕良弼

香港回归，雪洗国耻，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空前壮举。

　　在香港回归的坎坷路上，陈佐洱是接力的最后一棒。他时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站在中英交锋的最前沿。他知性儒雅却又坚如磐石，成为英方“最头疼，也是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英国贸易投资及外交事务国务大臣伊恩·麦卡特尼语）。

　　陈佐洱出身书香门第，从小钟爱文学。然而，历史的选择，使一介书生步入政坛，时代风云把他推到一个民族历史大事件中。他不辱使命，殚精竭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最充沛的精力献给祖国和人民。

　　他的文学才华没有因此被埋没，反而在外交历练中，在这场雪洗国耻的世纪交锋中获得昇华。长篇纪实文学《交接香港》就是他的力作。这是他在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的真实记录。

　　《我的港澳情怀》则是他的另一部文集，正像书的副题“走过的路和思考”，重点是他在从事港澳工作，践行“一国两制”中的经历和思考，极富理性和智慧，发人深思。

　　近数月来，香港的激进暴力犯罪活动不断升级，持续的乱局让人揪心。这个时候读这两部著作，我每每陷入沉思。

　　香港回归以后，取得了抵抵御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一系列成就。祖国对香港的照顾，让内地人都很羨慕：供港的能源天然气从不间断；环保的蔬菜、鲜活产品，每天三趟快车运往香港；长期缺水的香港，用上源源不断的东江水，为了保证供水质量，东江沿岸几十年都保持优质的自然生态……

　　香港独享如此超级待遇，为什麼还接连发生暴乱？有人说，香港人有怨气，房价高，住不起房子，工作不好找，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在我看来，这只是部分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香港乱局的真相是什么？

　　英国人埋下香港乱局的伏笔

　　《交接香港》披露，有位港英前高官后来告诉陈佐洱，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内部做了一个“严肃的形势报告”，断言北京政权不到1997年就会像欧洲的苏联、东德和波兰那样垮台，以此动员政务官、公务员跟他一起“握烂牌”，打乱仗，放弃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谅解的束缚，捞回10年前英国在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能得到的东西。

　　於是英国人明里暗里部署势力，处处“埋钉子”“使绊子”，製造麻烦。如他们秘密给22.5万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员一个密码，这些人随时随地可以在任何一个英国使领馆取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赶在香港回归前通过“人权法案”，把两个连在英国都未完全适用的国际人权公约用于香港，企图凌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上；改变多年来的“行政主导”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突然“慷慨”，大笔花钱，让未来的特区政府留下大批债务……

　　这一切的要害就是：捞回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能得到的东西。陈佐洱和他的团队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同他们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连一个“和”“参照”这样的汉字和英文单词，也反覆推敲较量，强硬务实又机智灵活，让英方在谈判桌上没能捞到便宜。

　　陈佐洱在谈到2017年香港特区第一次行政长官普选所发生的激烈争论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香港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力求维护或夺取2017年后香港管治权的较量”，“关乎中国香港的管治权将落在哪种政治势力手中”。因此，可以预见，当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时英方想做但没能做到的以主权换治权的鬼把戏，还会以不同形式出现。

　　今天香港的乱象当然有民生问题等诸多复杂的原因，但究其实质，正是“港独”分子同各种内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同我们争夺香港管治权的较量还没有结束。

　　这些反华势力精心策划，把民生怨气引向暴力，製造混乱，走上恐怖主义邪路，最终目的是什么？只要看看他们的“五大诉求”就明白，前四条只是铺路，第五条才图穷见匕首：“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让特区政府下台，夺取香港管治权，这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才是今天香港乱局的真相。

　　以历史的眼光看，今天的“港独”思想，同英国管治香港时的殖民教育是有渊源关系的。今天的“港独”组织“香港人优先”，前身是“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他们到中联办门前喊的口号是“《南京条约》万岁”“感谢英国”“中国人滚回中国去”，打的标语牌是“香港的唯一出路是‘独立建国’”，在Facebook网上称中国为“支那”（《我的港澳情怀》）。所以陈佐洱在书中说，“港独”分子背景复杂，不能等闲视之。

　　书中写到一件事，令人动容。陈佐洱离开香港13年后，应邀赴港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下榻的酒店门前，遇到一位为他开车门的制服男士，他“礼貌地直视着问我：您是陈先生吗？10多年前我在九龙的丽晶酒店服务，也为您开过车门……”时隔多年还记得为这位中方代表开过车门，这让陈佐洱受到感动。在他们一行离店的前一日上午，“我和我的同事们走出酒店大门，正在候车，看见他疾步朝我走来。‘陈先生，明天我没有班，不能送行。’他有些腼腆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酒店的硬纸便笺，递给我说：这个给你留作纪念！我接过来细看，是五行端正的竖写字：‘陈先生留念：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酒店员工梁国鸿劣笔’。我周身热血湧动，紧握他的手。离开香港已13年，离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也已整三年，居然还有一位香港的普通市民朋友关注我的行踪，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这两句话，是我2008年3月5日最后一次以国务办常务副主任的身份出席‘两会’，在人民大会堂回答记者时说的，被当时的媒体广泛报道。我钦佩梁先生的记忆，他当时一定读了报纸，所以今天把这两句话作为主旨，抄录并加上引号回赠给我。我感谢梁先生的关爱，他是在表示对我的认同，肯定，嘉许？抑或大而广之，对香港、对国家辉煌前程的赞美？我把梁先生用透明塑料纸仔细包装的这张墨宝贴胸放入衬衫口袋里。在我后半生的诸多体验中，它真比一枚紫荆午间功勳章还珍贵”。

　　挑战主权底线不会有好结果

　　陈佐洱书中这些深情的记叙，勾起了我少年时代的一段记忆。我曾是香港一名小学生，参加过当年全港爱国学校师生慰问解放军的义卖活动。那几天，我们大清早出发，背着学校为我们準备好的一袋袋手札各色纸花，三五成群，沿街义卖。我和同学们从跑马地乘叮叮吵当当的电车，经湾仔、铜锣湾、北角到筲箕湾，然后再向西，到中环、上环、西营盘。我们逢站下车，见酒楼茶肆便进，给人递上一朵小纸花，说是慰问解放军义卖，他们都会微笑着往我们钱箱里塞钱。在小学生的心，大概都认为在那里饮茶吃饭的大人总是有零钱的，所以只专心进出酒楼茶肆。有天下午天近黑，我们在湾仔轩尼诗道，刚从酒楼嚅出来，被一声“读册仔（闽语，意指学生）！”喊住，一位门外路边摊主老伯，捧出一把硬币，这可能是他一天的收入，哗啦啦地投进我们的钱箱，然后望着我们笑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连声道谢。

　　几天里，我们从早到晚，走遍港岛闹市，送出一朵朵小花，没有一次被拒绝，没有一次遭冷眼。如今想起来，那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已经模糊，但心里还觉得温暖。

　　我怀念记忆中的香港！

　　香港的乱局不会无尽头的。想想当年，戴卓尔夫人带来三个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方案，小平同志都顶了回去，说主权问题没什么可谈的，要谈就谈香港以后怎么安排，谈“一国两制”，你接受我们就谈下去，否则我们就要改变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和办法。主权就是底线，当年“铁娘子”就在这条线上败下阵来，今天谁想挑战“一国两制”，踩上这条底线，都不会有好结果。

　　陈佐洱书中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我们看当前香港问题，要有历史纵深感。把香港问题放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中统筹谋划，是我党历代领袖的重要方法论，体现了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实践方法，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邓小平同志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五十年不变治港目标高度吻合，两个目标联系在一起，预示着“一国两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们对此要有战略定力。时间是最后的赢家。

（本文原载于大公网，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