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如何记述孔子的
——读《史记·孔子世家》
楚 欣
孔子与学生
上世纪五四运动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孔子作为封建社会的代表人物,不断被批判。如今,肯定和赞扬他的文章则多了起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位对中国文化有极大影响的古人呢?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版本。
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先祖孔防叔,宋国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鲁国一武官)。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即不按礼媾合)而生孔子”。出生时,头顶呈“圩”(旧解为凹状,也有今人解为突出状),故尔名丘,字仲尼(仲即老二)。因家贫,社会地位低下,给季氏做过管理仓库的负责人,也曾担任牧场小吏,后来到朝廷当官。
有一年,孔子奉鲁君之命前往洛阳学习周礼,见到了老子。临别时,老子给予赠言。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齐景公带着晏婴到鲁国,景公问孔子:为什么秦国能够称霸?孔子答:秦国志向大,施政也恰当。秦穆公亲自提拔用五张羊皮赎来的百里奚,把大权交给他。以这种精神治国,统治天下都可以,何况当霸主。
孔子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发生变乱,来到齐国。齐景公向他请教如何为政,孔子说:一定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按名分办事。改日,景公再次请教。孔子说:“政在节财”。景公打算把尼溪的田地赏给孔子。晏婴劝阻说:儒者能说会道,高傲任性,不能当下臣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的礼节,就是几代人也搞不清楚。拿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不行。齐景公听进去了,孔子于是返回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那年,鲁定公继位,五年后季恒子为上卿。季氏凌驾于鲁君之上,孔子愤而退职回家。定公八年(前502),公山不狃凭借费城反叛季氏,派人请孔子帮忙。孔子想去,子路阻止。定公九年(前501),孔子任中都宰(相当于首都市长),一年后升任司空,接着又提为大司寇。
司马迁与史记
定公十年(前500)春,孔子当大司寇的第二年,鲁定公应约与齐景公会晤,地点就在夹谷。赴会前,孔子对鲁定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意思是,外交活动必须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军事方面的事则必须有外交配合。请您安排左、右司马一起去。定公按这个建议做,与齐侯相会于夹谷。仪式行过后,齐国官员快步上前说:请奏四方之乐。齐国乐队以旌旗为先导,有的头戴羽冠,身披皮衣,有的手执矛、戟、剑、楯等武器。孔子见状衣袖一挥,说道:两国国君为和好相会,为什么演奏夷狄之乐,当即下令让乐队下去。过一会儿,齐国的官员又跑来说:请奏宫中之乐。一些歌舞艺人和侏儒上来表演。孔子斥喝道:匹夫竟敢胡闹,论罪当杀!主事官员当即严惩了这些人。齐景公回国后对属下说:鲁国大臣是按道理办事,你们却拿夷狄的办法,耍小手腕,使我得罪鲁国国君。于是退还从前侵夺的鲁国郓、汶阳、龟阴之田,以此“谢过”。夹谷会晤是鲁国的一次外交胜利,也是孔子智慧的充分体现。
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行摄相事,把扰乱国政的大夫少正卯杀了。三个月后,路不拾遗,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漫天要价;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各地旅客来到鲁国,用不着向官员求情送礼,就像是回到了家中一样。
齐国当政者闻讯后说:孔子执政,鲁国一定称霸,我们靠它近,必然遭殃。于是挑选80个美女与120匹马,送给鲁君,以离间孔子与鲁君的关系。孔子反对接收,季桓子却照单收了,孔子因此辞职,带着弟子离开鲁国,去了卫国。卫灵公按照鲁国的待遇,给了孔子俸米六万斗。不久,孔子因被诋毁遭监视,离开卫国。
孔子准备去陈国,弟子颜刻替他赶车。由于孔子长得很像残害过匡人的阳虎,匡人把他围困起来,整整五天。
五天后,孔子离开匡,到了蒲,过一个多月,又返回卫国。卫灵公夫人南子想见他,派人去请,孔子不得已去了。进门后,朝北叩头行礼。南子则在帷帐中也拜了两拜。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之后,灵公与南子同坐一辆车,宦官雍渠陪着,招摇过市。孔子感到厌恶,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遂离开卫国,去曹国。
孔子接着到宋国,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杀孔子,把树砍掉。弟子们催促他快走。孔子说:上天既然把传道使命赋予我,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
孔子到了郑国,与弟子们失散,孤零零站在外城的东门。一郑人发现后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郑子产,腰部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样子,就像丧家狗。子贡将原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却说: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准确,但说我像丧家狗,对极了!
孔子到达陈国,住了三年后前往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到来,亲自到郊外迎接。然而他懒得处理政务,也不起用孔子,孔子只得失望而归。
孔子打算西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听说窦鸣犊、舜华被害,感慨说:我所以不能渡过黄河,看来也是命运的安排!子贡问老师,这话什么意思?孔子说:窦鸣犊、舜华,都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赵简子依靠这两人才得以从政,现在却杀了他们。鸟兽对于不义之为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我孔丘。于是回到老家陬休息,并创作琴曲《陬操》,哀悼窦鸣犊和舜华。
这年夏天,卫灵公去世,其孙立为国君(卫出公)。秋天,季桓子病重,对嗣子季康子说:当年我获罪孔子,国家“故不兴”,我死后,你一定要召回孔子。过几天,季桓子死。丧事办完,季康子想召回孔子。大夫公之鱼却建议召孔子的学生冉求,并派人去请。
冉求去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移居蔡国。同年秋天,齐景公去世,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地。叶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之道在于招纳远方的贤能,使近处的人归服。
孔子离开叶地回到蔡国。路上遇见长沮、桀溺并肩耕田,孔子让子路去打听渡口。长沮问:那个拉着马缰的人是谁?子路答:孔丘。长沮又问:鲁国的孔丘吧?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何处了。桀溺又问子路:你是谁?子路答:我是仲由。桀溺又问:孔丘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在动荡不安,谁也改变不了,你跟这人四处奔走,还不如随我们躲起来。说完,继续耕田。子路把这话转告孔子,孔子失望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另有一天,子路遇到个肩扛除草工具的老人。子路问他:您见过我的老师吗?老人说:你们这些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我怎么知道!说完拄着拐杖拔草去。孔子知道后说:这是隐士。叫子路再去看看,可老人已经走了。
孔子迁居蔡国三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予以救援,军队驻扎城父。听说孔子住在陈国和蔡国的边境上,楚国便去聘请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商议后,派了一些服劳役的人把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等人粮食断绝,有的还病了,但他仍给大家讲学,朗诵诗文、唱歌、弹琴。子路很生气。孔子告诉他:君子在困窘面前能坚持节操,小人遇到困窘,什么过火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有一天,孔子先后问子路、子贡,我的学说是不是有什么不对,才落到这种地步?子路与子贡的回答都不能让他满意。颜回进来,孔子提出同样问题。颜回说:老师的学说博大到了极点,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容纳老师。然而老师仍坚持推行自己的学说,这充分显出君子的本色。至于不被人所用,则是当权者的耻辱。孔子听后欣慰地说:你说得对。姓颜的小伙子,假使你有很多钱财,我愿意给你做管家。
楚昭王曾想把有户籍登记的七百里地封给孔子,令尹子西出面阻止。他说:想当年,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只有百里之地,最终统治天下。现在,孔子如果拥有七百里地,又有贤弟子们辅佐,对楚国来说可不是福音啊。昭王听了,当即打消想法。
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六十三岁,自楚国返回卫国。楚国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子旁边经过:“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已也,已也!”孔子下车,想和他谈谈,此人却快步走开。
第二年,卫出公辄想请孔子出来执政。子路问孔子:您如执政,首先打算做什么?孔子回答:先正名分!子路问:为什么?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所以,“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公元前484年,冉有(即冉求)为季氏统率军队与齐国作战,打败对方。季康子问冉有:您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还是天生的?冉有回答:我从孔子那里学来。季康子说:我想召请他,可以吗?冉有说:只要不让小人从中阻碍,就可以。当时,卫国大夫孔文子准备攻打太叔,向孔子问计策。孔子推说不知道,并立即吩咐备车离开卫国。孔文子拘留他。此时恰好季康子派人带着礼物来迎接,孔子就回了鲁国。此乃他十四年后重返父母之邦。
孔子时代,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诗》、《书》也残缺不全。孔子探究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篇次。认为“周监(参照)二代,郁郁乎文哉”,主张用周的礼仪。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把重复的删掉,汇编为三百零五篇(即《诗经》)。此外,他还完成《书》、《乐》、《易》、《春秋》的编修。
孔子的弟子大约三千人,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受到孔子的教诲而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有四个方面:学问、言行、忠恕、信义。为弟子订四条禁律: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认为应当特别谨慎处理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到利,如果谈,就与命运、仁德联系起来。
孔子说:“三人行,必得我师。”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从不谈论怪异、暴力、鬼神的事情。
孔子认为,君子最担忧的是死后没有留下好的名声,于是根据鲁国的史书撰写《春秋》,用它褒贬时政,使天下的乱臣贼子都害怕起来。孔子说:后人了解我,将因为《春秋》;后人怪罪我,也将因为《春秋》。
孔子生病,子贡去看望。孔子对他说:“赐,汝来何其晚也!”随即唱道:泰山要倒了!梁柱要断了,哲人要死了!边唱边流泪。接着,他又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没能按我的主张行事。
过了七天,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的己丑日,孔子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以上所述,乃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大概。堪称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孔子传记,不仅史料详尽,且极富文采。许多传说、故事、名言因此得以保存。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一生多次遭受挫折,但不气馁。他敢于坚持己见,豁达乐观、风趣幽默,甚至能自我调侃,是位不同凡响的杰出人物。其中许多见解,至今仍不失有重要价值,如谈及外交与军事的关系,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可以说,司马迁对孔子的介绍,原汁原味,真实可信。人们既看不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给他戴上的光环,也看不到后世一些儒家名人(如朱熹)对他思想的“升华”与“异化”。特别是,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成为“国策”。司马迁并没有因此跟风瞎捧孔子,更没有对他神化,而是根据史料与自己的调查作了记述。尽管没有指出孔子学说的不足与缺陷,但批评、嘲讽他的话乃至说他是父母“野合”所生,都写了,这是很不容易的。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疑包含着对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的赞赏。至于说孔子是权势者或希望成为权势者的“摩登圣人”、“敲门砖”,阶级社会确有此事。但这是权势者们干的勾当。而今,对孔子的评价,仍有批评,也确有值得批评之处,但正面的占多数,乃至于称他是“世界历史名人”。如此推崇是否让他又重新“摩登”起来,成为某些人的“敲门砖”呢?我看,大众心中有数,学者也自有分寸,不必过于担忧。
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