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22 16:24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黄文山

 

文章太守足风流

黄文山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清廷下诏,福宁知府李拔调任福州知府。当时闽东交通十分不便,由福宁府署所在的霞浦到福州走旱路一般需要六七天,而朝廷诏书催得急,来不及等到接任者,是日一早,李拔便带着家人起轿上路。但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李拔的轿子才出府衙,街巷上早已聚集了大批民众,大家拦在轿前,异口同声不让李拔走。甚至还有人跪地高呼:“李大人不要走,福宁百姓需要您!”李拔一时左右为难。

由福宁府调任福州府,这在官场上被看成是擢升。因为福州为八闽首府,地位殊重,向来有“福郡地大而事繁,古常选用重人”的说法。的确,自宋以降,福州历任知府(知州)中,彪炳史册者如蔡襄、程师孟、曾巩、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真德秀、黄裳等人,皆为当时朝廷重望。乾隆时期的福州知府李拔也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而福州百姓早就知道李拔清名,正翘首以待。听闻李拔被福宁挽留,士绅们纷纷涌向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杨廷璋连忙做出相应处置,声称:福州不可一日无守。让李拔遵诏即日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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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拔

因秦汉之时,一郡主官称太守。魏晋以后,郡守官职名称虽有变更,但百姓仍习惯叫太守。福州、福宁两郡争守,一时传为乾隆朝佳话。

李拔是四川犍为人,其高祖为当地大儒,明亡,以身殉国。受此牵连,李拔的祖父、父亲一辈子不能出来做官。一直到清中叶,乾隆皇帝为明代守节臣民平反,时年39岁的李拔才得以考中进士,踏入仕途。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李拔由湖北汉阳府同知调任福建福宁知府。山一程,水一程,经过数月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的李拔来到濒临浩瀚东海的福宁府城。映入眼帘的第一幕,就是一道破败将颓的城墙。尽管一周前,他到督署报到时,总督杨廷璋已将福宁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但进城后出现在面前的景象,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街巷冷清,市面萧条;路上不少行人衣衫褴褛,面带饥色。到了府衙,一干属吏前来觐见,言谈中都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李拔出仕后一直在湖北江汉平原做官,那里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官府财税充足,百姓生活安宁。而眼前的福宁府,可以说民生凋敝,府库匮乏,百端待举。

李拔不顾车马劳顿,亲自到各地巡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他很快就掌握了郡情,并立即做出应对举措。首先,是修筑城墙。其时,闽东海盗猖獗,呼啸来去,百姓深受其害。要保一方平安,稳定民心,一座坚固的城墙至关重要。为筹措修墙资金,他带头捐出二百两银子,衙署官吏和福宁富绅也纷纷响应。在不花国家库银,不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很快就修好了历经百年风雨行将废圮的福宁城墙。此举也提振了福宁军民建设和保卫家园的信心。

当时,福宁长溪河三坝崩塌,水患频发,百姓苦不堪言。他拨出专款,组织民众重修三坝,使得水旱从人,百姓安居。《福宁府志》中有关李拔整修的水利设施点,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不下几十处,如:月池,在南门外,郡守李拔饬县重修。杨家溪,在县五、六都,二十四年,郡守李拔饬县修复;李拔有诗云:“济川伟业本无方,远作樯帆近作梁。溪小不堪容鼓屉,聊成碇步代舟航。”福鼎夹城溪,乾隆二十四年夏间大水,堤复被冲如平地。郡守李拔因公至邑,亲临阅视,见状大惊:“无此堤无鼎邑也!奈何忽之。”檄饬县令吴寿平、胡建伟督率士民,先生增修,以资保障。福安有东湖,李拔莅任,建议大兴水利。他亲临周视,写了《请修东湖议》:宁郡山高海深,水泉流注,随在可资灌溉,此其善也。然地之高下不一,天之雨晴不齐。晴多则洋田皆槁,雨多则山田鲜固。必多设塘堰沟洫,以资蓄泄,斯为有备而无患焉。

在短短的一年三个月里,李拔的足迹遍及福宁全境,所到之处,大都留下诗文题刻,人称遍山石。在他的这些诗文中,涉及的水利点就有霞浦江、砚江、倒流溪等30余处。

福宁濒海,李拔见许多百姓以捕鱼为生,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一到严寒的冬季,百姓仅着单衣,甚至有的家庭丁口较多,衣不蔽体。往北边购棉、丝,富人尚且力不从心,更何况寻常百姓家。他想到老家四川的桑蚕业十分发达,养桑蚕还是一条致富之路。而福宁的气候也适合桑树生长。但怎样让老百姓接受他的建议呢?于是,他在府衙的后园中移种桑树,并亲自养蚕。太守的亲身示范,引发了周边民众的兴趣,许多人特地到府衙后园,看李拔著草履短褐如同一位老农般在园里弯腰劳作,于是都跟着种桑养蚕缫丝。仅仅过了几个月,“良丝厚茧,俱有成效”。一时远近商贩纷纷前来收购。养蚕成功后,他将从四川采购来的蚕种和缫丝工具分发福宁各县,大力推广。他还写了《蚕桑说》,教授人们养蚕技巧。方志载:“闽知养蚕,实自李拔始,功尤伟矣。”

除养蚕外,李拔还著有《种树说》《种棉说》等,呈报上方,希望将四川、湖北的养殖经验在闽地推广实行。针对福宁山多田少的情况,他还写出调查报告:“查有包稻一种,闽中名为番豆。种植不难,收获亦易。中斜坡陡山,但得薄土即可播种。夏间成熟,取以为米、为面、为酒,无所不可。皮壳喂猪,猪皆肥脆,适用甚多。”李拔说的包稻就是玉米,通过广种副食,推广玉米以解决百姓的温饱,稳定一方民心。

福宁山多路隘,一些偏远的乡村因缴纳税粮运送困难,朝廷同意将税粮折合成钱票缴纳。有的收税官员借机拉高损耗额度,盘剥乡民,从中谋取私利。李拔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并规范了耗损定额。

福宁郡是福建重要的产盐地,盐、茶均属于官营。但由于官府管理松懈,致使大批私盐贩子乘虚而入,私盐买卖猖獗,还引发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李拔经过调研,决定在东冲口设卡派兵丁驻守。东冲口是盐贩走私的必经之地。此举彻底截断了私盐之路。为防止兵丁借机敲诈勒索过往客商,李拔同时又制定了哨卡管理条例,百姓拍手称快。

李拔将治民之法,概括为养和教二字。他曾这样写道:“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李拔自曾祖父起,属教育世家。所以他每到一地为官,特别重视振兴书院。他上任伊始,就带着僚属视察福宁府学,聘请教师,修缮校舍,并亲自撰写重修学宫记。他规定,担任书院教师者必须经过考试。《宁郡五县书院延师课出议》:“一日不学,此生可惜;人生百年,会有穷期。”就是他拟出的考试题。府城内还有一所民办的蓝田书院,应山长邀请,李拔常常于公务之余亲自前往为诸生讲学。

李拔上任后发现福宁府志常年未修,他决定重修,并担任总纂。不到一年,府志初稿完成,但这时他接到了调任福州知府的诏令,于是将府志书稿带到福州继续完成。

李拔曾这样说自己:“某。西蜀庸才,起自田间,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悉。”正因为他来自民间,对百姓民生和痛苦十分了解,所以为官一任,总是想着怎样为百姓解除困厄,改善民生。李拔在其《福宁府五县志叙》中写道:“考之往昔,都城无过百雉,公侯乃封百里。今之令长,即古之列侯,任大责重。”自感为官一任,责任重大。若心中没有装着百姓,将一府之地当作自己的家,一府之民当作自己的亲人,就做不好知府。为此,他在府衙二堂上撰联;“有己求人,无己非人,责任必先责己;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欺民即是欺天。”

李拔素有雅兴,自称“平生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齿迹。”这些屐齿迹,而今仍以诗文和摩崖题刻留于后世,足见一位文章太守的风采。

李拔去世后,岳麓书院山长为其墓志铭撰联:“泽传东南深得民情爱戴;学宗濂洛直探道统渊源。”概括了他勤政为民、兴文重学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