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意味着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其核心是“增长模式的转换”。

“中高速”，指的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这是百年中国人的“百米赛跑”跑得最快的30年，同时也带来了若干向题，诸如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底盘过大、环境生态透支巨大、收入差距扩大。这种高速增长是不可能长期特续的，是难以为继的。当下中国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必须将增长速度调整到正常合理区间。

“优结构”，指的是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从结构失衡到结构优化的再平衡的转变。第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变。2013年GDP中服务业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工业。随着收入的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高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当前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与服务部门供应不足并存，是核心矛盾。因此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其从失衡到再平衡。第二是“质量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挤掉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投资领域要加快产能过剩领域的改革；消费领域要打击铺张浪费、无益于人民福祉的消费；出口领域要把虚假贸易的水分大幅挤出。第三是“区域结构的调整”，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区域经济新格局，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一弓”是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海上丝绸之路；“双箭”是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第四是“金融结构的调整”，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促进金融行业的发展。使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显著提高。第五是“人口结构的调整”。过去30年，人口红利带给我们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了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速。目前，人口红利正在加速衰退，势必导致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挡。人口结构的变化会拉低潜在增速。首先是拉低储蓄率，而储蓄率和经济增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其次是会抬高国内劳动力成本，使我国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

“多挑战”，是指在我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内外环境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矛盾和风险挑战增多，一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一个过程。二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和破坏，三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厘清，既要简政放权实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强化政府的服务管理职能，加强监督，不断创新监管和服务方式。从国际上看，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引进来”为主，给外资很多优惠条件，继而又与国际规则接轨（加入WTO)，因而矛盾和冲突就比较少。现在我们要“走出去”，要加强对外投资、占领国外市场，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矛盾和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新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即是投资、进出口和消费的拉动。客观在变，除了继续依靠“三驾马车”外，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这个“新动力”就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

（小敏摘自《群言》2014年11期冯之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