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里的中国人

马克思没到过中国，可他明确地说，中国曾经有一场激烈的币制改革。不知道马克思从哪里搞来的资料，大篇大篇地写进了《资本论》里。

《资本论》中出现的这个人名拼音字母“WAN-MAO-IN”究竟该怎么译，有人将其译作“王猛殷”，有人将其译作“王孟尹”，甚至有人译为“万卯寅”。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吃不准他的名字是很难让人继续翻译下去的。

吴晗先生明确指出《资本论》里的这个中国人名字叫“王茂荫”，曾是咸丰朝的户部右侍郎，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一场币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也就是马克思笔下的“中国财政大员”。

郭沫若先生是知道“WAN-MAO-IN”就是“王茂荫”的，而且用德文原本对《资本论》中的这个中国人推动的币制改革进行了选译。中国的财政大员王茂荫上一条陈于天子，请将官票宝钞暗渡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在1854年3月钞法核议会的奏呈中，王茂荫为此大受申饬。然其曾受法定的笞刑与否，则无明文。该奏议之结尾有云：“本核议员等曾将其条奏详加审核，觉其中所言专利商贾，于朝廷毫无一利。”郭沫若先生以“《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为题，撰写论文，发表在1937年《光明》杂志第二卷上。吴晗先生看到了这篇文章，对这个《资本论》中的中国人又重新发表了一些更为重要和更为接近史实的观点。他认为王茂荫之所以这样提议，完全是为国家着想，当时鸦片输入使政府库里银子一天天少了，太平天国起义也相当于抄了大清国的几次家，这会儿发行一些国家纸币，有救急的味道，也有救穷的意思。当然，反对的也大有人在，户部和工部的一帮人都建议铸造大钱，一个大钱当十、当五十、当五百个铜钱使，大钱看上去美观气派又可以少充多，何乐不为？于是，朝廷上分成了“钞法派”和“钱法派”，吵吵闹闹，皇帝一时也不好决策。不过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施行了大钱法。

大钱实行后不久，私铸成风，一发不可收拾。没多久的工夫，大钱几乎在社会上流通不了了。皇帝一着急，要办“钱法派”的罪，找来王茂荫再作商议时，王茂荫就上了开头提到的那一本。这下子，“钱法派”只能群起而攻之，于是就出现了《资本论》中所谓的“中国激烈的币制改革”的一幕。

这一场激烈的币制改革，最终没能让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走出银本位，走向资本主义大道。可是“王茂荫”，这个《资本论》里的中国人，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忘而又难言的背影。

（林珍摘自《作家文摘》20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