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中南海

1月31日，周子健一行到达保定。吃过晚饭，休息了两个小时，一行继续前进。当走到琢县时，发现傅作义的部队正在往南开，而我方的部队正往前挺进。因为当时比较混乱，周老一行只好暂缓前进。到2月3日清晨4时左右，一行进入燕京大学，找到张东荪，并给叶剑英同志打了电话。联系后，周老一行随即赶赴东交民巷德国饭店，在那里见到了叶剑英同志。吃完早饭后，叶剑英同志向周老一行宣读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你们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接收中南海，一是接收北京饭店。”

2月7日，周老等人接收了中南海，一个星期内还是由傅作义的部队担任警戒任务。接收后，对中南海进行了卫生大扫除，叶剑英同志对周老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联系城市卫生局派了100多辆卡车专门运垃圾。周老从天津调来卜一明作为助手。卜一明过去曾在周老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与周老配合多年，是周老的“得力干将”。周老组织力量对中南海内的道路进行修缮，对房屋进行粉刷，改建怀仁堂，并收拾出2000多间房子，打扫干净，并组织人力检查安全隐患，进行排雷作业。这些工作前后共花了三个多月时间，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创造了条件。同时申伯纯、金城在率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当时办公地点设在南河沿1号）人员接收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翠明庄饭店等饭店，为即将来北平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提供了生活、工作和安全保障。

进驻中南海后，具体怎么进行管理，周老他们也是“摸索着前进”。为了对外工作的需要，成立了中南海办事处。这个名称一直用到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

1949年进驻中南海后，在机关事务管理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周老回忆说：刚进驻中南海时，因为一切都不熟悉，一切都没有经验，在机关事务管理方面，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更好地为中央决策机构服务，确实成为周老等人面临的重大课题，而这些课题，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逐步解决的。一些同志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还没有经过培训，思想上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对于礼仪往往认为是“资产阶级特有的”，而真正可以教授礼仪的同志人数非常少，只有余心清等几位同志。转变那些同志的观念很花时间，最主要的是确立制度。周老举例说：一次，他陪周恩来同志与上海民主人士俞寰澄在赢台吃饭。当时个别服务员用一块抹布擦筷子。周恩来同志见到后当即对服务员说：“筷子应该擦干净了再摆到桌子上嘛。”此次事件后，周老主持出台了有关饭店碗筷桌椅的卫生标准。又如1949年7月，中南海里修理道路和建筑物时，因为没有设置路障标志，李维汉掉进沟里，摔伤了腿。当时正是会议筹备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李维汉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长。此次事故导致李维汉住进了医院，其秘书长一职只好由林伯渠同志代理。周恩来同志当即作出指示：修路时应该设置红灯或其他醒目的标志。再比如，第一次在怀仁堂开会时，会前总理指示负责服务工作的同志：凡是毛主席接触的地方，都要摸一摸、试一试，以确保安全卫生。此后，相应的制度一一确定。其他如中南海出入管理问题，正部级专车、副部级保证用车等问题也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而逐步形成制度的。

与此同时，一些组织机构也在实践中不断建立起来。领导同志配了车，就成立了交通科。但汽车的维修保养问题接踵而至，于是又成立了首都汽车公司，由余心清同志命名，调吴宗汉负责筹备工作。此后因中南海的房屋修理、办公家具的补充需要又成立了修建科，并成立了中南海建筑公司。毛主席入住后发现，当时使用的桌椅、沙发又矮又小，不适合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周老立即请人为毛主席专门制作了沙发和桌椅，所用木料都取材于火灾后民国总统徐世昌房屋的柚木，质地比楠木还要好，毛主席很满意。大约10月底或11月初，毛主席就搬进中南海，住进了“福禄林”。（刘岩摘自《纵横》2009年第6期白振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