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前的姚文元

收到两封奇怪的信

1976年初，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下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又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拆信的这位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随后，此信又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读着这些文字后问道：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鲁瑛回答说：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听到这话，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此后，姚文元把这封信锁在了自己家的抽屉里。

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也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新华社负责人转给姚文元的。信是由新华社某分社的一名记者所写，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某省省委的一位同志对新华社分社记者讲述他在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某某某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华国锋虽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把两方面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去世，他们就要大干，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

写信的新华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泽东。

姚文元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看过之后，他思忖再三，还是把信压下来。

预感自己会受批判

姚文元把这两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从后来姚文元的交代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他们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看这封信，静观事态变化，一旦他们垮台了，他就把这封信，连同4月12日的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表示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形式，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他们不是一回事，会感激他。说不定他还会当政治局委员，至少不会跌得太重。

姚文元还交代，过去毛泽东一直是保护他的。毛泽东逝世后，他就联想到毛泽东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他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因此，毛泽东病危时，姚文元和鲁瑛单独谈话时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

那么，姚文元是否考虑过毛泽东逝世后，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的矛盾心情。本来，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但经过反复权衡，他最后还是下决心要与江青等人一起行动，这固然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主要还是因为姚文元认为华国锋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等人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认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还有一点，姚文元是由张春桥一手提拔上来的，在过去的时间里，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

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姚文元就布置人写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9月15日，社论稿起草之后，姚文元把自己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并且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称：“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

9月17日，叶剑英又拿着《解放日报》找到华国锋，说：“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

叶剑英这么一说，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华国锋首先把这个疑问同汪东兴说了。汪东兴决定找机会由他出面澄清问题。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华国锋将于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时，汪东兴指出“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汪东兴说这句话时，表情十分严肃，口气强硬。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一向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

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发表讲话时，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10月2日，华国锋又在《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了，并且写了一段批语：“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的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政治生涯终结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姚文元由此想到了自己将要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听华国锋的，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四人帮”？他选择了后者。

不仅如此，姚文元还与华国锋较上了劲，对华国锋搞反调查。他要《人民日报》抽几个人，组织一个调查组，调查一下这个“按既定方针办”是不是华国锋最先提的（因为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是华国锋说的。）如果查实是华国锋说的，那说明是他的问题，完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至少可以说他头脑不清醒。

但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和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于10月4日即已下定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决心。

10月6日，姚文元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于是就去找张春桥谈心。谈话中，张春桥攻击华国锋对“批邓”不积极，攻击叶剑英打算与美国人合作发展海军。等张春桥说得差不多了，姚文元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把他收到的两封奇怪的信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说：“我接到了两封信，里面说毛泽东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姚文元欲言又止的态度，如果是在过去，早就会引起张春桥的警觉，但这一次却是一个例外，张春桥居然没有什么反应。

得不到要领的姚文元从张春桥那里回来，总觉得心惊肉跳。他自己后来交代说，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接到了要求他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在怀仁堂，他被宣布实行“隔离审查”。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被捕入狱之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姚文元刑满出狱。

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其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姚文元撰写回忆录，共42万字，从1956年写到1976年10月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悉，中央对此有过指示：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他每月有4000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2002年冬，他又提出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有关部门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他用了近8个月的时间，写了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

2005年12月，姚文元病亡。

                                            （摘自《党史博览》霞飞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