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

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恢复了中国报纸传统的副刊，副刊的灵魂是作为头条的杂文，改版之初，我们约请多位老作家支持，叶圣陶、茅盾、夏衍等前辈都热情支持，纷纷赐稿。巴金先生从上海也寄来一篇《“独立思考”》，是有感于教条主义的棍子妨碍人们独立思考，必定影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贯彻，正是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重要的问题。文章不长，但点明了已经开始盛行的病疾：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我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咬咬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8日，署名余一）

文章不长，语调平和，毫无剑拔弩张的火气，却是言近旨远，以小见大，说的全是真话，体现了巴金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教条主义之风正盛的时候，能够说这样一针见血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未必能对他所抨击的人起多大警示作用。在某些自诩为马列水平很高的人那里，对这类杂文根本不屑一顾。我们副刊编辑部倒是一直以作者对编辑改稿的批评为戒，注意不要硬把别人的文章装进套子。后来巴金同志还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一篇《论“有啥吃啥”》，听说在上海还引起一阵波澜。可见得说真话并不容易。

晚年的巴金老人，时刻萦绕心头的是两座博物馆。他写文章不断呼吁，在会议和朋友间谈话时一再提起：一是现代文学馆，记载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而灿烂的路程；二是“文革”博物馆，记载中国人民经历的那场旷世劫难。

1986年6月15日，他写了《“文革”博物馆》一文，郑重提出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希望，他说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他相信所有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害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巴金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绝不让我们的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的民族彻底毁灭。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牢记住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况，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这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真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们也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小夏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袁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