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方面发力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阮诗玮

2016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重要指示，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多个方面进行努力和探索。当前情势下，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一、面向历史，梳理中国哲学发展传承脉络，建立严谨有序、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在一轮又一轮“西风压倒东风”的文化浪潮中，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数千年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坚守，哲学的“主权”也在反复的侵蚀中不断丧失。由于“哲学”和“科学”一样，都是翻译而来的“舶来词”，因此其定义权从国人接触这个词汇的时候开始，就在西方手中。发展至今日，无论学界还是民间，认为哲学等同于西方哲学的仍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黑格尔当年提出的“中国没有哲学”的错误认知，在当下中国依然很有市场。如不从根源上恢复“哲学自信”，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将面临“根基不牢、地动山摇”的严重问题。

而西方哲学之所以能在当今世界占据主流地位，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的两百多年里，西方国家集团一直十分强盛，西方文化伴随着殖民掠夺、商品流通涌向全世界。作为西方文化底层基础的西方哲学，自然随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并得到最广泛的认同和推崇。其二是西方哲学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许多重要的哲学概念和理论，如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笛卡尔的怀疑主义等，主要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这些概念和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使西方哲学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哲学经后世不断整理、充实、加工，已形成传承有序、逻辑完整、内容充实的学术体系，并构建起一整套关于哲学的“西方叙事”。这些内容伴随着近现代的文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深入到知识分子头脑中，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知识体系的“基础构件”。与之对比，我国传统哲学内容虽然丰富庞杂，但内容零碎，时至今日仍未形成逻辑自洽、得到公认的体系。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已上升至全球前列，在思想上重拾“哲学自信”的物质基础已较为充分。同时数千年不曾断流的中华文明所沉淀下来的哲学养料也十分充足，因此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借鉴过去几百年西方学界做法，尽快构建属于中国的哲学发展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此，我建议：

一是扶正阴阳学说主体地位，明确中国哲学的根本源流所在。阴阳学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最迟在战国时期已形成完整理论。过去我们一般认为，阴阳学说是古人对世界的朴素理解，各类教科书中一般也这样记载，民间则逐渐把阴阳学说转变成玄学。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阴阳学说早已高度成熟，甚至比19世纪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矛盾论更加高明。其包含的基本内容——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转化等，是中国人构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基，不仅对我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学、气象学、医学、建筑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放到今天依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比如阴阳学说与物理学最前沿的理论之一弦论就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阴阳概念与弦论中的“开弦、闭弦”概念都有对立统一的特点，阴阳消长和转化与弦论中的基本对象——弦的振动模式和共振频率也有相似性。这说明阴阳学说所揭示的，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世界本质，因此完全有依据也有条件成为中国哲学宏大体系的起始基点。

二是补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联系，完善中国哲学传承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建不断加速。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联，我们一直研究得不够深入和系统，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一样，都是完全的异域舶来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刻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生活的年代，正是大量中国传统典籍译本源源不断输入西方的年代，是西方上层社会以崇中、学中为荣的年代，因此他们的哲学思想必定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比如黑格尔，尽管对中国古代哲学评价不高，但作为其哲学体系核心的辩证法与阴阳学说高度相似；再如费尔巴哈，他将人本主义引入哲学，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种对人的关注与中国儒家哲学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的理念有一定共鸣。显然，我们国家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适应了时代所需，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流淌着中国哲学的“血液”。尽快补齐相关研究，是完善中国哲学传承体系的重要一环。

三是借鉴西方经验，构建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中国哲学学术和话语体系。“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西方哲学体系的构建、完善是一个漫长过程，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同样需要巨大的投入和长时间的努力。在这方面，无数先贤已为我们打下良好基础。比如民盟先贤、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冯友兰先生，通过对先秦诸子、宋明道学家等重要哲学流派的研究，明确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体系。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缺少一个足够严谨、完整、通俗易懂且有足够吸引力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以至于多数外国人甚至国人，一谈到中国哲学就有一种疏离感和虚无感。鉴于此，建议借鉴西方构建所谓“普世价值”及美国自由民主叙事体系的部分做法，一方面集中力量投入中国哲学的体系化研究，尽快形成一整套具有权威性、能够连通古今的中国哲学发展线、故事链；另一方面，尽快将相关研究成果出版成册，既以学术出版物的形式提供给专家学者研究，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进行传播，同时成体系地纳入小学、中学及大学教材，使中国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度融入每一位国人的知识体系之中。

二、面向当下，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成功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学科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火热实践相脱离，导致不少学科成为纯粹的理论学科，对当代环境下的个人成长、企业发展、社会治理、国家进步等难有现实指导意义。当前高校本硕阶段的大量行政管理教科书就是这一现象的直接体现：有的存在直接引用西方理论概念的情况，如在行政组织理论方面直接照搬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而未充分考虑我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等因素；有的更是原原本本翻译西方行政管理教材。通过这类教材培养的所谓行政管理人才，难免面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他们花费大量时间习得的知识，很多情况下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因此，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学科体系，并将其应用于管理类人才的教育培养显得尤为迫切。为此建议：

一是整理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将其理论化、系统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成效显著。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之治”的巨大成功，吸引了海内外大量专家学者投身研究行列。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的许多治理模式与西方倡导的分权制、票选制等模式有很大不同，但更具实效性。比如民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作，最终实现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社会和谐、推动国家进步等共同目标。从微观层面上看，我国的许多具体治理模式已从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走向成熟完备，具有相当高的总结推广价值。比如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一套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管理体系，具有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平战结合、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等特点。无数实践证明，这套机制能够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以上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们花费无数血汗缔造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智慧结晶。可惜的是，相关知识往往储存在少数人，比如各级领导和干部们的头脑中，还无法通过学校教学的方式高效、大规模地传授给莘莘学子。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力度收集整理、总结提炼社会各领域治理的成功经验。一方面，打造中国行政管理的鲜活案例库，方便学生、学者从中窥探“中国之治”的运作逻辑，也方便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学习借鉴。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学研”结合的方式，把这些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科学的高度，构建出一套既便于教学和研究，又能有效服务新时代国家建设的中国式行政管理新学科。

二是深入研究“人的需求”理论，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中国特色需求理论。关于人的需求，最著名的当属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基本假设是“人是一种追求完全需求的动物”，个体成长的内在动力是动机，而动机由多种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需求组成。这些需求层次由低到高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我们国家，儒家早在数千年前就提出了另一套人的需求理论，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相较马斯洛更多地从人的动物性出发思考需求问题，儒家的理论更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人的高层次追求。

当今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深入研究“人的需求”理论，核心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吸纳古今中外关于“人的需求”的研究成果，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打造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全新的“人的需求”理论，用于指导个人成长和社会治理，实现个人发展与家庭发展、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等的和谐统一。

三是创新探索“社会力学”理论，为我国保持向心力、凝聚力和前进动力提供有力支持。当今美西方最惧怕的，是我们国家十四亿华夏儿女上下一心所形成的巨大“合力”。他们不停地抹黑、造谣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出现相互背离的“分力”。

关于社会层面的“合力”与“分力”如何形成，又该如何引导、驾驭，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尚无完整、系统的理论，更未形成完善的学科。西方学者如孔德、斯宾塞等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但其理论更多关注个人权利，“形而上学”意味浓厚，实践指导意义不强。而大量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又让我们对这些“社会力”的重大影响感受深切。从国内来看，负面如封建王朝末期，社会矛盾往往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此时的“分力”大到足以引发社会秩序的整体性崩塌，最终只能通过“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来消解这些“分力”；又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错误理解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为地激化阶级矛盾，导致了社会的“分力”被无意义、大规模地扩大化，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正面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中，有效平衡了各方利益和需求不一所带来的社会“分力”，最终形成的“正向合力”使我们既发展了先进生产力，又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如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以及民主协商这一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广开言路、允许人民表达不同诉求的同时，积极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碰撞交融，最终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正合力”。从国际来看，比如美国贫富分化、族群矛盾、发展放缓等问题，已导致其社会“分力”不断加大，出现深度撕裂。而美国的“驴象党争”式民主，不但没有能力控制这些“分力”，反而出于选票政治的需要有意加大这些“分力”，甚至为掩盖旧的“分力”而引入新的“分力”。当前所谓LGBTQ等少数群体权益运动，正是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长此以往，一旦社会“分力”大到彻底无法弥合的程度，美国的动荡乃至分裂也就在所难免。

基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建立全新的“社会力学”理论。建议从国家层面开展研究，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践经验，深入探索人类社会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社会“分力”和“合力”的产生机制、相互作用、重大影响等，为我们营造更加风清气正、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为新时代新征程路上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处理好国内国际各种矛盾提供更强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三、面向未来，乘中国制造、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东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影响世界、广受认可

当今世界，“天下苦美久矣”。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美西方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其背后是“谁强谁有理”的丛林法则，是“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其服务的是美西方吸血全世界的霸权统治，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整个世界被拖进停滞与分裂，深受其害的既包括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也包括美西方国家自身。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中国的全面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可阻挡，越来越多的国家无论被动或主动，都选择了拥抱中国，同中国合作共赢。而随着中国制造全球流通、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更加本原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必然要“走出去”。也只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了，世界人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读懂中国，才能从中看到引领未来世界发展的理性之光、理论之光、哲学之光。

因此，我们在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将其“世界化”的问题，避免闭门造车、自娱自乐。一方面要坚持“以我为主”，深入挖掘。实践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大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往往首先在国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广泛受众。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同样要坚持“以我为主”原则，通过深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中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精华，打造能让广大国人认同和热爱的学科体系，为“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要突出时代需求，回应世界人民关切。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中的许多内容，很容易引起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鸣。比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古代民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江山”等现代执政理念，是解决许多国家内部政治乱象的“良方”；古时儒家憧憬的“大同世界”梦想和我们今天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则是推动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难题的“正道”。这些内容对于深受大国剥削和国际资本绑架的其他国家人民而言，可能如同“救世福音”。因此我们在阐述相关内容时，务必要有时代视野和全球视野。要把相关理论同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结合起来，使之具有更强的普适性、感染力和感召力，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终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6期，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