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魏书》
《魏书》是一部记载北朝魏的纪传体断代史书，记事起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共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十部，也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专记我国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典籍。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千百年来，褒贬纷争，莫衷一是，但这并影响其不容忽视的文献史料价值。
魏收（507—572），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之子。少能属文，尽显才华。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仕北魏，除太学博士、散骑侍郎、典起居注等，编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自武定二年（544）以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魏收所作。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官至尚书右仆射。因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邵并称“北地三才子”。然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 北齐天保二年（551），正式受命撰《魏书》。天保八年（557），迁太子少傅。武平三年（572）去世，北齐后主高纬追赠为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
《魏书》在纂修的之时，还是有一定的史料基础。据《魏书》列传第九十二《自序》曰：
始魏初邓渊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 书犹未出。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幹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请终业，许之。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乐》四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徵》二卷，《官氏》二卷，《释老》一卷，凡二十卷。续于纪传，合一百三十卷，分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焉。
由此可见，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之初，就有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等人续编的编年体与纪传体的魏史，而后还有崔鸿、王遵业等人的补续，再有王晖业的《辨宗室录》等。魏收正式受命撰《魏书》之后，专在史阁修史，与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等共同制定体例，搜集资料，但主要仍由魏收执笔。天保五年（554）三月，完成书稿的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同年（554）十一月，才继续完成“十志”的编纂，再次上奏。
《魏书》原为一百二十四卷，由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组成，后来因有些纪、传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之子卷，故成一百三十卷。全书记事起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共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十部，也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专门记载我国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典籍。
据说魏收在奉命著《魏书》之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北齐书》列传第二十九《魏收传》），因此，书成之后，当朝权臣群口大哗，或认为其家族史事没被收录，或认为收录不当，指为“秽史”。皇建元年（560） ，孝昭帝“以魏史未行，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及诏行魏史，收以为直 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武成帝太宁元年（561），“群臣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就这样魏收被迫作了两次的修订，方成定本。魏收去世后，武平四年（573），后主高纬又命史馆李纬更撰《魏书》，李纬又在魏收原著的基础上再次加以补充，这是《魏书》的第三次修改。另外，魏收是北齐的史官，该书以东魏、北齐为正统，不为西魏三帝立纪，称南朝为岛夷，且对时人的评价褒少贬多。诸此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魏书》的评价，褒贬纷争，莫衷一是。
一方面，千百年来，批评《魏书》为“秽史”者，不绝于耳。唐刘知几、北宋刘恕与范祖禹、清代章学诚与赵翼、以及民国的梁启超等等，均持此观点。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多达数十处。例如：《史通·古今正史》即说《魏书》：
收谄齐氏,於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魏收《魏书》夙称‘秽史’,芜累不可悉指。其于东西魏分裂之后,以东为正,以西为伪,尤不惬人心。”
另一方面，历史上也有不少人肯定《魏书》的史学价值。如唐李延寿、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至现代史学家周一良等人都为《魏书》的“秽史”’骂名喊曲辨诬。例如：李延寿《北史》 卷五十六《魏收传》称：
勒成魏籍，追从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但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不平之议，见于斯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评曰：
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
但无论如何，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而仅《魏书》独存，这就可说明《魏书》是经得起历史选择的，其文献史料价值是绝不容忽视的。
首先，在我国古代，记载北魏历史的书籍虽有多种，但除魏收的《魏书》之外，多已失传，故《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第一手重要资料。《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北方民族迁徙、民族纷争和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由拓跋氏所建的北魏、东魏和由鲜卑化的汉人所建的北齐政权,不仅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而且也促进了更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为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魏书》的“本纪”记载了跖跋珪以前27人，跖跋珪以后16人的帝纪，尤以拓跋珪、拓跋焘、元宏三纪为最详，材料颇为丰富。如《孝文帝纪》中就颇为详尽地记叙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从中可知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以后，实行的一整套改良政策，对当时缓和社会矛盾，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巩固鲜卑族的统治政权，恢复和发展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
其次，《魏书》的“列传” 原为九十二卷，被析为子卷后成九十六卷。包括：“《皇后列传》一卷、《王子列传》十二卷、《大臣列传》六十卷、《外戚列传》二卷、《儒林列传》一卷、《文苑列传》一卷、《孝感列传》一卷、《节义列传》一卷、《良吏列传》一卷、《酷吏列传》一卷、《逸士列传》一卷、《术艺列传》一卷、《列女列传》一卷、《恩幸列传》—卷、《阉官列传》一卷《匈奴等列传》九卷、《序传》一卷”等。前八十六卷记北魏、东魏事，末十卷载与之对峙的东晋、南朝宋、齐、梁,以及生活在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还有高句丽、百济等外国列传,所列民族史传之多,记载民族范围之广,均史无前例。且叙事技巧多有可取之处，能将很多复杂的历史事件写得层次井然，有声有色。虽然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后人所辑的《全魏文》，大都采自《魏书》。
第三，《魏书》的主要优点，还在于“志”的门类与内容颇称丰富。其志分：“《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等十类，是关于北魏时期有关典章制度沿革损益的比较完整的记录。我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的近六百年间，除《魏书》以外，或无“志”，或虽有“志”，但缺“食货”、“刑法”等重要门类与内容，《魏书》正好弥补了此不足。例如：其《天象志》记载了不少彗星见、日月蚀等天象变化的详细情况，连对《魏书》颇多抨击的刘知几也认为：“凡所记录。多合事宜。寸有所长，贤于班、马远矣。”（《史通·书志》）其《食货志》，对北魏社会经济情况记载十分详细，其中有关北魏均田制的原始材料，为研究我国均田租赋制度的演变以及重大的财政经济措施，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其《刑罚志》则比较完整地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概况；《灵征志》记录了魏建国以来的一百五十几年间的各地区珍贵地震的资料；《律历志》所论虽称简略，亦资参考；《乐志》则搜采亡遗，叙述雅乐的历史兴衰和北魏宫廷音乐的创建过程，所记史事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材料多徵引起居注、诏令、奏议等。诸此，均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魏书》还改《后汉书》的《职官志》为《官氏志》，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先重点记官，然后记氏，叙述了门阀势力的情况，且记录了北魏官制，兼及拓跋氏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尤值一提的是，鉴于魏、晋以来佛教、道教的盛行，《魏书》首创了《释老志》，用以专门记载记载有关佛教、道教的源流与变革，以及在北朝的宗教活动与寺观经济等情况等，尤详于魏、晋以后佛教徒东来西去，以及中国佛经的翻译，佛像的建造，石窟的开凿等情况，可看作是一部中国魏晋时期佛教发展之简史。
当然，《魏书》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十志”中仍缺乏十分重要的《艺文志》，且部分“志”的内容过于疏略。《地理志》则多当详不详、当略不略者。《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衙门、官吏职司，《天象志》《灵徵志》亦多有宣扬灾变祥瑞之弊。此外，《魏书》也的确存在着不少芜杂疏漏与曲笔回护的问题。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1061）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本《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范祖禹，大致当在宋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间，他们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查出了原书全阙二十六卷、残缺不全三卷。刘恕、范祖禹等分别取魏澹《后魏书》、李延寿《北史》、高峻《高氏小史》的等以补足，遂成今本之《魏书》。
另因《魏书》无“表”，清代以来的学者作了许多的补表补志工作。主要有：，清人万斯同《历代史表》中的《魏诸帝统系图》《魏诸王世表》《魏异姓诸王世表》《魏外戚诸王世表》《魏将相大臣年表》《西魏将相大臣年表》《东魏将相大臣年表》等等。近人谷霁光的《魏书兵志》，吴廷燮的《元魏方镇年表》，罗振玉的《魏书宗室传注及表》等等。
现存《魏书》也是以宋蜀大字本为最早，明有汲古阁本，清有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等，比较通行的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颇便读者阅读的有中华书局1974年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魏书》（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