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水经注》
《新唐书》也是一部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籍，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十七部，记事时间与《旧唐书》相同，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下迄哀帝天裙四年(907)，记载了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该书与《旧唐书》相比，网罗遗逸，博采补缀；本纪简明，列传充实；创立新例，增列表系；志书详细，内容丰富；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又是一部了解与研究唐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等，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幼喜爱读书，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少时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1035），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四年（1044），奉诏与宋祁等同修《新唐书》。次年（1045），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又知扬州、颍州、应天府。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1061）任参知政事，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州。卒谥文忠。由于欧阳修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遂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合称“唐宋八大家”。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文集》等行世。
宋祁（998—1061），字子京，原籍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博学能文，天资蕴籍。天圣二年（1024），举进士，初任复州军事推官。经皇帝召试，授直史馆，官翰林学士承旨、史馆修撰。至和元年（1054），奉诏与欧阳修等同修《新唐书》。前后长达十余年，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与兄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卒谥景文。
北宋庆历初年（1041），宋神宗曾下诏王尧臣、张方平等重修《唐书》，但久而未成。庆历四年(1044)，复命欧阳修、宋祁等人再修《唐书》，并由曾公亮负监修之责。宋祁首先写成了列传，范镇、吕夏卿分别负责编写了志与表的部分，欧阳修续撰了本纪，并主持改定了志与表。前后参预其事的还有宋敏求、范镇、吕夏卿、梅尧臣等人。书稿草成后，呈仁宗皇帝御览，认为该书出于多人之手，体例与文笔不尽相同，于是复令欧阳修修饰定稿。由于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其前辈，出于谦逊，也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作整体的统稿。约在嘉祜五年(1060)，最后勒成《新唐书》，由其监修曾公亮上奏仁宗皇帝，前后历时十七年。所以，现存的《新唐书》的“纪、志、表”题为：“宋翰林学士欧阳修撰”，“列传”题为：“宋端明殿学士宋祁撰”。
《新唐书》修成刊布之时，宋仁宗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称：
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已，制度文物可观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贤相，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已多矣。而史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择廷臣，笔削《旧书》，勒成一家。具官欧阳修、宋祁，创立纪统，裁成大体，范镇等网罗遗逸，厥协异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闳富精核，度越诸子矣。校雠有功，朕将据古鉴今，以立时治，为朕得法，其劳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书于天下，使学者咸观焉。（《文献通考·经籍考》）
此诏表明了宋代统治者为了“据古鉴今”，因不满意《旧唐书》，而要另修《新唐书》的缘由，及其参与者的具体分工。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含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也是一部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十七部，该书记事时间与《旧唐书》相同，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下迄哀帝天裙四年(907)，记载了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新唐书》与《旧唐书》虽同为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但两者相比仍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主要如下：
首先，网罗遗逸，博采补缀。
由于《旧唐书》纂修于五代后晋，时值战乱之际，史料收集，自有困难。到了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前此所不能比拟的了。所以，部分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为《新唐书》的纂修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再加上具体负责“网罗遗逸”的范镇、宋敏求等人，均为博学之士，熟于唐代典籍，势必大大增加了纂修《新唐书》的史料参考。所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说：“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恳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事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赵翼还曾以新旧唐书作过比照，认为《旧唐书》前半是采用国史、实录的旧文，故材料充实；后半以无国史、实录可凭，故材料太略。因此，他又说：“《新书》诸传，较《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至唐末诸臣各传，俱比《旧书》详数倍，则《旧书》本太略耳！”
其次，“本纪”简明，“列传”充实。
《新唐书》“本纪”十卷，包括：“《高祖纪》一卷、《太宗纪》—卷、《高宗纪》一卷、《则天后、中宗纪》一卷、《睿宗、玄宗纪》一卷、《肃宗、代宗纪》一卷、《德宗、顺宗、宪宗纪》一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纪》一卷、《懿宗、僖宗纪》一卷、《昭宗、哀帝纪》一卷”，其较《旧唐书》的“本纪”几乎删去了十之六七，相对而言，其内容显得比较简明。但“列传”一百五十卷，包括：“《后妃传》二卷、《宗室传》五卷、《公主传》一卷、《李密等传》四卷、《诸臣传))一百三卷、《忠义传》三卷、《卓行传》一卷、《孝友传》一卷、《隐逸传》一卷、《循吏传》一卷、《儒学传》三卷、《文艺传》三卷、《方技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外戚传》一卷、《宦者传>)二卷、《酷吏传》一卷、《藩镇传》五卷、《突厥等列传》八卷、《奸臣传》一卷、《叛臣传》一卷、《逆臣传>)一卷”，虽删去《旧唐书》的六十余传，却增加了三百余传，故内容又显得比较丰富，其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主要针对唐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增添了“卓行”“ 藩镇”“ 藩将”“公主”“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也比《旧唐书》多而且详，并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使得眉目更为清楚。
第三，创立新例，增列表系。
中国古代史学，自汉司马迁创“纪、表、志、传”的纪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多缺略，至《新唐书》开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新设立了《宰相表》三卷、《方镇表》六卷、《宗室世系表》一卷、《宰相世系表》五卷。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贡献。这些表系，为后人了解与研究唐代的宰相族系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说过：“新书（《新唐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颇称允评。
第四，志书详细，内容丰富。
《新唐书》尤为重视“志”编撰，在原有《旧唐书》“《礼仪》《音乐》《历》《天文》《职官》《食货》《五行》《舆服》《刑法》《地理》《经籍》”十一志的基础上，改《礼仪志》为《礼乐志》，删除《音乐志》；改《职官志》为《百官志》；改《舆服志》为《车服志》；改《经籍志》为《艺文志》；新增了《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共为十五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唐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其中《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又一创新，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的篇幅，超过了《旧唐书》二志的三倍，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天文科学家李淳风的《甲子元历》与僧一行的《大衍历》以及黄道仪等，由此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百官志》所载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唐书》的《职官志》所无。《食货志》不仅比《旧唐书》的该志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且新增了唐朝屯田、边镇、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以及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成了研究我国古代水利史的一份极好的材料。《艺文志》比《旧唐书》的《经籍志》增录了许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礼乐志》的后二卷与《旧唐书·音乐志》相比，主要陈述了唐代雅、俗、燕乐，并探讨其间关系与源流，丰富了唐代乐律的记载，所录的云韶乐、道教音乐等音乐品种及开元后的宫廷音乐等内容，均可补史阙，足资参鉴。
当然，该书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点与不足：
首先，最主要之点是《新唐书》的封建正统思想甚为严重，如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 韩通因反对陈桥兵变，《新唐书》即不予立传。
其次，大量采用笔记、小说，形成不少错误，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即批评《新唐书》：“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且“徒繁无补”。
第三，欧阳修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偏见，故《新唐书》不见玄奘、僧一行等佛门事迹的记载，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风采。
第四，《新唐书》的本纪有失之太简之嫌，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后人作过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原约一万三千字，被删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不惜删削、改写了许多重要的史料与情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唐书》则删削得索然无味。另外，欧阳修、宋祁都不喜欢骈体文，而爱好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的，多被删去，如李密的《讨隋帝檄文》，唐德宗的《奉天诏》，太宗徐贤妃的《谏伐高丽疏》等等，也有把原诏令奏议中的骈文改写成散文的，这样就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及其原始价值。
总而言之，综观两书，从史料价值而言，《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但《新唐书》对《旧唐书》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增补。从编写体例及写作技巧而言，《新唐书》有所创新，文采粲然，体例严谨，但由于文辞过于刻意求简，以致记载中出现不少史实不清，年代含糊之处。正因两书各有长短，故当互相参阅，不宜偏废。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自宋嘉祐年间初刊以来，《新唐书》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元、明、清代有刻本。现在比较流行的主要有：明万历年间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清乾隆年间官刻武英殿本，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等。颇便读者阅读的有中华书局1975年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新唐书》（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