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问 归 期（二）
—— 红四军军长王良和他的烈士二叔
钟兆云
祸迫眉睫的叛变，“多的是革命的伴侣”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办公地，为秘密工作所需，落于云南中路和福州路交接的十字路口一座相对隐蔽的高门大屋，后迁奉贤路，里头摆设富丽堂皇，楼板铺地毯。王奇岳夫妇住在法租界北四川路的一幢房子内，房租不菲，每月需数十块银元。为了与豪华陈设相配，夫妇俩假扮有钱人，出门一副阔佬阔太打扮：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绸缎旗袍。
那阵子最常来家里的，除了中共六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再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米夫一来，总是一边嗓门奇大地叫她“小鬼”，一边搂住她，用大胡子在她脸上擦呀扎的。她起初有些讨厌，虽然王奇岳说这是苏联人的习惯，但还是有几分抗拒。有些人她不太认识，遵守纪律从不打听，在相关人员到来后，她就负责在门外把风。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少，在正式会谈和闲谈中，关于王奇岳在国外学习和斗争的情况不绝于耳，也让她对他耳目一新。
中国同志回国前，中共莫斯科地方团执行委员会都要针对性地来一番考评。有关王奇岳“是否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和确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给出的评价是：“已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并且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围绕他“对于党的认识的程度、对党忠实否、对于党的一切问题的见解如何、是否站稳阶级和党的观点、有无偏见的倾向”，给出的评价是：“能站在阶级和党的观点上去观察党的一切问题，对于党认识明了且忠实。”针对“同志的关系”，则给出了“诚恳，积极领导同志，且有领导同志的能力”评价。再有，就是论述了他在工作中的才能短长：“专于做教育及宣传的工作，并能做组织工作，且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但缺乏政治手腕及煽动才能。”
她还隐约知道，他们谈的许多事都关联着赣南、闽西苏区，而王奇岳时时念叨的亲侄儿王良就战斗在那里，听说已担任毛泽东和朱德所创红四军的一个主力师师长。王奇岳和她说起这事时，总是掩饰不住地眉飞眼笑：这小子真不简单，好好干，会是块当将军的料！
1931年3月，也就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召开两个月后，任弼时、王稼祥等人作为中央代表，受派前往赣南，参与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王奇岳与他们共有的留苏背景，使得彼此十分熟悉。特别是任弼时，曾两度被捕，在狱中遭受电刑拷打也宁死不屈，让有过坐牢经历的硬汉王奇岳更是惺惺相惜。王奇岳请他们寻机转告王良，好好干，让二叔跟着长脸！任弼时说，说不定我们前脚到，你们后脚来。王奇岳说，好啊，只要革命需要，我就随时出发，你们等着哦，也叫王良拿出好成绩等我来！
他们谈笑间，仿佛看到了革命事业即将绽放最灿烂的光芒，温暖着李盛莲的心间。
王奇岳是闪电一般的人，炯然有神的眼光能刺破黑暗，带给李盛莲和周围同志无穷的希望。她也心知肚明，此时的上海是一片幽暗的世界，光明的希望常被黑暗无情吞噬。她和他，连着党的组织和机关，每一天每一步都有丝丝不安，每一时每一刻都可能潜伏着重重危机。但唯有走过长夜，才能看到黎明的曙光，才知道光明的弥足珍贵。
黑暗幕后极为可怕的黑手，真的就来自内部。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别行动科（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险些造成中共中央的灭顶之灾。中央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在最短时间内，风驰电掣般作了转移。
事后盘点那个黯然无光的夜时，王奇岳留学法国时的战友、时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仍心有余悸：当时情况异常严重，必须赶在敌人动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切断了顾顺章所能掌握的一切线索，以最快速度把中央所有机关和领导同志进行转移！
而说到特务们这次行动一无所获、想象顾顺章和蒋介石如何羞恼时，王奇岳又是满心欢喜，说乐观和奋斗、牺牲一样，都是对《国际歌》和革命最好的致敬。他还轻声哼唱起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李盛莲置身其间，瞬间被这澎湃的旋律给深深吸引了。
搬家才过两个月，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王奇岳心急火燎地回到家里，要李盛莲马上收拾重要物件，赶紧再搬家。这些年从事地下工作已练就敏锐嗅觉的李盛莲，从丈夫的话里嗅到了非同一般的危险气息，边收拾边问：出什么大事了？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王奇岳说出的名字还是让她大吃一惊：向忠发被捕，极可能叛变了！
这个曾经时常来家、言谈间不乏工人先锋慷慨激昂的堂堂总书记，居然也会叛变，真是匪夷所思！
消息来自国民党当局内部情报和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特科，不容置疑。夫妻俩搬家那叫一个麻利，就像是一阵风似的，眨眼就收拾妥当，临走还不忘把窗户所放花盆移出视野——这是地下工作规定的警报信号，前来接头之人没看到花盆就知道危情而转身迅疾离去。
意外的意外，仅过了两三天，向忠发竟被枪决了，留给安然脱险的红色大本营一番议论：可能是蒋介石觉得他利用价值不大了吧，这也可以叫“走狗烹”；自古叛徒没有好下场，不信，就等着“顾”顺章！
事后，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余泽鸿谈及：向忠发被捕后，还没等到敌人严刑逼供就下跪求饶，不仅把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博古等人的住地一一告密，还带敌人搜捕以邀功请赏，奈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已迅速撤离才免遭敌手。
余泽鸿在湖北省委秘书长、顺直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两度与王奇岳同是领导班子成员，彼此熟悉且信任。他告诉王奇岳和李盛莲：你们的住地向忠发再熟悉不过，要不是第一时间及时转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能不是吗？！得知向忠发还带军警到中央材料科搜捕，把来不及撤走的工作人员张月霞及其丈夫张纪恩、孩子等人一并拘捕，身怀六甲的李盛莲不觉抱紧了怀中孩子。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王奇岳参与了营救被捕人员的有关计划，特别关切任弼时妻子陈琮英的安危。任弼时3月赴中央苏区后，陈琮英因临产无法随行，一度暂住向忠发家，组织上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较为复杂，要她注意提醒并加防范。4月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转移他处居住（只有极少数高层知其住地），让陈琮英和他的情人杨秀贞（从良妓女）到一家新旅馆暂栖，陈琮英就是在这家旅馆被捕的。
半年后，王奇岳、李盛莲夫妇终于见到了被营救出狱的陈琮英母女，向忠发叛变之情也就浮出水面。
当年6月21日，陈琮英带着刚过百日不久的女儿任远志住那家旅馆时，发现向忠发擅自前来与其情人幽会，不禁大为吃惊，见他待到深夜12点还没走，就去敲门催促他快走，对方却执意要过一夜。翌日早上，向忠发离开旅馆到附近车行叫车时，被车行里的叛徒告发而被捕。当天，陈琮英和杨秀贞同时被捕押到巡捕房，看到向忠发时，顿时明白了一切。向忠发当着敌人的面拉拢陈琮英：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若隐瞒，对你和孩子没好处。陈琮英抱着女儿与叛徒和敌人沉着周旋：说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面对审问，她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以土话岔开话题，无法回答时就暗自在女儿身上拧两下，孩子哭闹间又拉屎又撒尿，弄得敌人极度厌烦而匆忙收场。母女俩被押送龙华监狱，苦熬半年，经党组织全力营救始得出狱。
陈琮英如实向中央反映：向忠发叛变是铁的事实，也使我经受了考验！
向忠发的可耻一生，岂能没有评长论短？如热衷权力却缺乏领导才能，如“掌舵”三年却把握不了正确的航向，再如重色轻友、贪生怕死、不惜出卖曾经生死与共的同志。
向忠发原本是要马上转移到中央苏区的，没想到紧急关头仍色心不改。让人想不到的还有，其情人杨秀贞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却受尽酷刑为其保守秘密，至死也不肯承认他是共产党要人。周恩来为此叹息：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个妓女！
叛徒的下场总不太妙！王奇岳耳闻目睹一系列的忠诚与背叛，再次吟诵自己的诗句，要与妻子李盛莲再接再厉风雨同舟：
可笑那落伍的囚徒，
一个个心惊胆战，
左右逃藏，
—— 似鱼虾漏网！
……
我呢——大海心中一浪，
被潮流前推后拥，
不断地前闯，前闯！
1931年夏，“不断地前闯”的王奇岳，受命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这时又有身孕的李盛莲妊娠反应厉害，连不时来家谈工作的李立三、廖承志等领导看在眼里，都说要请可靠的人来帮忙。李盛莲首先想到了母亲，湖北老家江陵战乱频仍，母亲经哥哥安排到相邻的沙市避难，让她心里时常惦念，不如请她到上海暂住，顺便照顾自己坐月子。母亲接信后，带着哥哥塞给的钱，还带上中学毕业的长孙李国荣，在金秋九月来等候瓜熟蒂落了。
王奇岳故居
此际，受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影响，白区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疯狂破坏，赤色工会严重受损，工人运动的处境犹如踞炉炭上。如履薄冰也得履，倒悬之危得有人解悬，王奇岳豪气干云奔赴新使命，早出晚归，岳母的到来倒先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按照《工会工作大纲》，全总秘书处主要管理文书、会计、会费征收及会内各种事务。人员缺少，任务艰巨，王奇岳既当秘书长，又干具体工作，亲自起草相关报告、决议、宣言、评论，向上报告工运情况，向下传递中央部署，还要领导和指导工运，支持和鼓舞工友斗志。很快，8月27日，已有两个月没有文件发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检查上海工联工作的决议》，指出“需要消灭的缺点”，明确“最迫切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波澜起伏，王奇岳谋定而后动，带着全总机关的五六位同志，雷厉风行地投身于一线运筹。9月26日，上海工人、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抗日的呼声响彻黄浦江两岸。
恰在这时，中国驻职工国际首席代表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继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为了便于与刘少奇联系，王奇岳的家搬到了北京路惠民里。刘少奇听了王奇岳等人的动态介绍后，在10月5日，以仲篪为笔名，写就到任后的第一篇报告《关于工运的意见》，把他对全国工运的当下形势和判断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为慎重起见，刘少奇晚饭后特地来找王奇岳征求意见。他们同住北京路，相距不远，不意那天王奇岳有事外出，左等右等仍未见回。刘少奇也没闲着，一会儿和李盛莲母亲拉家常，一会儿抱抱两岁的王化春逗乐，更多是和李国荣拉呱，启发思想。李盛莲临盆在即，阵痛频发，又不好意思对刘少奇明说。等到晚上9点多钟时，她疼得实在难受，才说也不知奇岳何时才回家，你何必老等，不如明天上午再来，待他回来我告诉他明天在家等你就是。刘少奇前脚刚走，王奇岳后脚就回到了家，赶紧叫来助产士接生。
翌日上午，刘少奇再次上门，见李盛莲躺在床上，身旁还多了个嘤嘤啼哭的婴儿，不禁大吃一惊。明白过来后，他回家和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的妻子何宝珍买了礼物再来探望。
常来探望的，还有同是湖北人的裴韵文，因为脸庞黑，李盛莲就叫她“黑大姐”。王奇岳对裴韵文自然不陌生，只因她的丈夫就是临刑前写下荡气回肠绝命信的湖北省委军委秘书杜永瘦。王奇岳对烈士无比敬重，和李盛莲常以这对革命夫妻做榜样。
裴韵文是组织上派给王奇岳等全总领导的交通员，还负责每个月送生活费，和他们夫妻相处甚好，每次来都要聊一聊。1928年3月28日，22岁的杜永瘦在汉口引颈就义，裴韵文临产前接到了丈夫临刑前两天写就的遗书，信中宽慰她要含笑面对。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与妻书里的字字句句，蘸着他的血，也交融着她的泪，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几乎能倒背如流。
文妹：
这是我们最后的谈话了！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含着满眶的热泪，可是这宝贵的泪珠，我不愿意使他（它）夺眶而出，因为我觉得流泪是一件极可耻的事，所以我始终是含笑着，文妹！请你用笑来答复我吧！
我的命运的决定，不是在今日的堂讯，而是在X时，我对于我自己命运的估量，亦早知有今日。我不是时常对你说过吗？这就是乐园，是我最后的归宿，光荣的死。我含笑，我更望你含笑。我快乐，我愿你比我更快乐！文妹，欢忻（欣）鼓舞的来欢送我吧！
你觉得太孤寂吗？人世上多的是革命的伴侣！你悲苦吗？人世上多的是寡妇孤儿！时代的牺牲者多着呢！
你的前途应当是“干”！你的责任应当是“干”！你的命运更使你不得不“干”！干呵！只有干才是你的出路——人类的出路！勉之！
你的一切，我都相信得过，然而你的痴情，我觉得是你前途的障碍，（、）快乐的恶魔！不要痴想着我吧！
母亲的爱我，恐怕比你还要利（厉）害吧！她孤苦一身（生），只剩我这个活宝贝，现在失掉了！是何等的伤感呵！你应当设法隐瞒她，混的一时是一时，这是你主要的责任。别的话不愿说而且不忍说，你自己去想吧！
我觉得我现在已是一个很清闲的人，身上千斤的担子，已经卸了！快乐呵！我的许多朋友，你应当告知他们我是怎样怎样的快乐，叫他们不要悲悼！
我万没有料到今天还能与你作最后的通信，这封书是如何的宝贵呀！然而我不愿意你保存这一点墨迹，使你烦恼终身，我愿你如看浮云般的一眼便过，文！听我的话呀！
几乎忘却了！还有我的小宝宝——我们爱的结晶，可怜他未出娘胎先失掉了父亲，无父之儿，将来谁人关照！我的意见是弃掉了，以免你的拖累，你自己斟酌行事吧！不说了！
母亲！文妹！小宝宝！一切的朋友们！别了！明晨啪啪的枪声，是我们最后一刹那诀别的标志！听着吧！再见！
S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信中出现的两个符号，只有她知道意思：X，数学中未知数的代号，此意是不知什么时候，随时都会牺牲；S，是杜永瘦的代号。
最后一次见面，她抚摸着日益隆起的肚子，深情无限：我和宝宝都等着你平安回来！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杜永瘦牺牲后，裴韵文牢记丈夫郑重叮嘱的责任——“干”革命！1930年底，她曾和蔡和森、李富春、蔡畅等同赴香港特委工作，翌年6月返回上海，在博古领导下工作，成为王奇岳等人的联络员。她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时机合适，都要遵从丈夫的遗愿，告诉同志们，牺牲是他的乐园、最后的归宿、光荣的死，革命到底是怎样怎样的快乐，万勿为他悲悼。
此信曾刊载于中国互济总会编辑的《牺牲》小册子里。李盛莲在互济会初见之下，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淹没了视线，如此崇高到无以复加的牺牲精神，着实把她感动到了！
王奇岳看后，好一会儿才平复心情，看着李盛莲道：既然烈士希望同志们含笑面对，那我就含笑与你共勉吧，“人世上多的是革命的伴侣”！
李盛莲擦干眼泪，不容置疑地说：烈士说的好啊，“时代的牺牲者多着呢！”
一日，裴韵文送生活费来，见王奇岳不在家，得知李盛莲坐完月子后已有一段时间未出门，便提出一起逛街，可别闷坏了。李盛莲虽然想到了纪律不允许，但盛情难却，犹豫了一会儿只好同意，穿上短羊毛大衣后和她出门。从三码头走到四码头时，李盛莲发现后面跟了个穿长衫、戴藏灰色礼帽的人，跟得还很紧，她心里着急，提醒式地叫了声“黑大姐”，可裴韵文却若无其事。受人近距离跟踪，她不好明白了当地说，为安全和变通计，只好与裴韵文拉开距离。谁料，裴韵文竟大声地招呼她跟上，她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跟上。走到闹市区马路时，人流如织，裴韵文忽然高喊钱不见了。李盛莲恍然醒悟，一把抓住身后跟踪者说，就是你偷的，快把钱交出来！那人摊开双手故作轻松地说，我哪里偷你们的钱啦，你们看。李盛莲岂肯罢休，仍奋力抓住欲行挣脱的对方不放。推搡间，一张纸币从这人长衫的袖子中掉出，正是裴韵文的钱。跟踪者不禁傻了眼，周围涌来看热闹或主持正义的人纷纷要挥拳打他，李盛莲料定他不是可恶的“包打听”，用眼神与裴韵文交流后，才放他一马。回家途中，裴韵文连夸她大胆、机智，她却检讨似的说，私自上街违反了组织纪律，还好没出事，今后必须引以为戒！裴韵文听明白了，也说：是是是，虽然杜永瘦说过“时代的牺牲者多着呢”，我们也不怕死，但任何无辜的牺牲都是对组织的损害，因违反纪律而造成牺牲更要不得，今天责任在我，我向秘书长作检讨吧。李盛莲说自己也有责任，幸好未造成不好的后果，这次就不讲了，下不为例就是。
听裴韵文介绍杜永瘦毕业于黄埔军校，王奇岳施施然便想到了王良，凉风起天末，贤侄今何在，找到革命伴侣否？大革命失败前一年，他从海参崴秘密回过一次上海，和王良见面鼓励他投考黄埔时，曾听他讲过逃婚详情；后来又从曾在武汉协助刘少奇从事工运的霍锟镛口中，得知王良从广州黄埔军校到武汉分校后颇受女生队青睐之事。
1926年黄埔军校大门，校匾题为“中央军政政治学校”
这个霍锟镛，和其三哥霍步青、堂兄霍栗如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不久，先是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攻占武汉后留当地总工会工作，对发小王良到武汉后的情况略有了解。
王奇岳在綦江、重庆求学时就与霍锟镛有交集，而李盛莲在武汉也与霍锟镛认识。那阵儿，湖北省委刚遭受两次重大破坏，霍锟镛受命一度负责省委工作，继而远赴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在闭幕会上代表湖北省委发言。8月，中央重组湖北省委，王奇岳在刘少猷、余泽鸿赴沪向中央汇报期间，艰难地担起了唯一留鄂常委的职责，极尽所能地开展工作，直到受命撤离。他辗转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任职秘书长前，从莫斯科回来的霍锟镛也一度在全国总工会工作。
不管王良的最新情况如何支离破碎，只要知道一些些，王奇岳都大喜过望。这么一闲聊，在中央机关一道工作的黄杰回忆自己五年前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时，隐约听说过从广州校本部转来武汉分校的王良。这源于一个特别印象，女生队里不乏大胆泼辣又情窦初开之人向英俊爽朗的王良暗送秋波，军校政治部准尉文书陈毅（对内是中共专职书记）闻讯，就说过一句逗乐众人的话：人家王良铁心要学霍去病呢，你们谁等得起，先跟我说，我届时来个“沙场秋点兵”。
王奇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不难想象王良和红四军创始人之一陈毅的关系。谁又能想到呢，黄杰和李盛莲竟同是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人，曾在镇上女塾师谢史卿开办的学堂学习新文化。李盛莲在湖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时，知道黄杰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而逃到武汉，继而投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这次在上海听黄杰讲来，对她不甘雌伏的追求更是充满了敬意。
黄杰和李盛莲一样，也是年少丧父，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聪明好学的她，性格倔强，热爱自由。她的大伯是郝穴团防局团总，乃当地有名的封建卫道士，在她15岁那年就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了另一家豪绅的游荡子。黄杰坚决反对，与大伯闹僵后，决定冲破封建旧家庭的束缚，出走武汉。1926年年底，在外漂泊近两年的她，听闻北伐军攻下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要在武汉招收女学员，遂来两湖书院旧址找分管女生队的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在会客单上龙飞凤舞地填写：“黄杰，16岁，湖北江陵人。求见恽代英。”
恽代英热情接待了她。那天的作文考题是《革命与进化之区别》，她阐述了一通革命是人为的、进化是自然的这个道理，总共百来个字。紧接着考数学，八道题她没做完，面对后桌考生好心丢给的纸条，老实的她却没去拿。该考生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黄杰，却没被录取，黄杰的心凉了，迟迟没敢去复试，后来硬着头皮去看发榜，自己的名字却赫然在目，如愿以偿地进了军校六期的女生队。后来得知，自己的考卷上没批写分数，只落下恽代英的“孺子可教”四个字。进校后，黄杰针对多数女生“爱国有心，知识不足”的现状，刻苦学习，军事技能出众。恽代英曾说，冲破封建藩篱、逃婚投身革命洪流中的不光女生，男生也有，他还举了王良的例子，给许多女生留下印象。
军校毕业第二年，黄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受命担任中共松滋县委书记，参加领导九岭岗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她又受命派回江陵老家进行地下工作。原毁过婚约的地主豪绅对她恨之入骨，用300块大洋收买当地驻军营长，以黄杰毁婚约、肯定是共产党的罪名将其逮捕，“为地方除害”。黄杰在与敌人斗智斗勇中隐藏了真实身份，当地几十家铺保同情她含辛茹苦的孤母而出面担保，才使她化险为夷。脱离虎口后，她先后在江苏、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一日，黄杰上门时带来几尺布说是给孩子做衣服，李盛莲不由得关心起她的家庭来。她知道经组织批准，黄杰已在1930年和曾中生结为夫妻，婚后聚少离多。
等他回来，或他在那边等我！黄杰话语中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毕竟他们是对新婚夫妇。
最近可有消息？王奇岳话语中也充满关切，他认识曾中生，也知道他们的婚事与自家相似。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黄杰奉中央军委命令，和就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曾中生同赴南京开展兵运工作，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斗争实践让他们渐生情愫，最终走在一起。婚后不久，曾中生受派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黄杰暂留上海，伺机再相聚。
根据既有报告，曾中生1930年11月底到达鄂豫皖苏区后，给根据地带来了生机，他在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并没有过分追究那些错误路线执行者的个人责任，从而实现了鄂豫皖苏区内部的大团结，促成了鄂豫皖苏区和鄂豫皖红军历史上的大发展，一时捷报频传，短短数月间连破敌人两次大规模“围剿”。
为新婚别难免心系万千的黄杰，在上海中央机关“他乡遇故知”，而且还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发小，自是乐乐陶陶。因为这层关系，黄杰不时来串门，一串串纯正的乡音也冲淡了李盛莲母亲身在异乡的寂寞。（未完待续）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2期，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