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41.腹地经济特征与商业文化特质
一、经济特征
第一,腹地多是山区,山区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工农业生产的商品属性。山区耕地不足,粮棉盐等生活必需品对外地依赖性强；而欲获得外地物资，本地须有可供交换的物产, 则决定了腹地工农业商品性较强 . 他们或以初级产品如木材、松香、香菇、木耳等,或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转化成纸、铁器、书籍、 陶瓷、茶叶等大量外销，以换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
第二，腹地是海港经济辐射区，海港贸易影响了其产品发展方向。明清时期福建、广东海洋贸易繁荣，腹地是外销商品的重要来源地 , 海外商品需求种类必然影响内地产出结构，如纸品在东南亚和日本有大量需求，山区出产的手工纸通过福州、厦 门、 汕头、广州销售至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等地，清嘉庆十七年(1812)成书的«临汀汇考»记载: “汀地货物，唯纸行四方。” 乾隆二十八年(1763)汀州府纸商就在潮州兴建汀龙会馆，会馆之下分为篓纸纲、履泰纲、福纸纲、龙岩纲、莲峰纲等13个名为“纲 ” 的单位 . 这客观上带来了腹地造纸业的繁荣。据«福建省志∙轻工志»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连城姑田纸槽有400多个，每年出口手工纸400吨以上。”同时，海外贸易也造就了造船业的繁荣。因造船需要大量木材，使得明清时期山区大量植杉，所产的杉木沿汀江、九龙江、闽江运送至沿海地区。海外贸易还带来了新物种，使得山区的种养结构出现了变化。如明末引入的烟草在闽西地区的永定县得到大规模推广，形成了烟草种植、烟刀制作、烟草加工与销售产业链。烟丝制作至销售的各个程序，烟床、烟具、烟刀、包装纸等的加工以及烟丝的运输，都有独立的分工和专门化生产，带动了永定其他行业，如制造烟丝需要专门的烟刨来刨制烟丝。永定湖坑乡洪坑村林氏所 生 产 的日升牌烟刀最 为 有 名，行 销 大 江 南 北，上海及长江一带有专销烟刀的商店。如永定条丝烟 在清代获得“烟魁” 的美誉，在各地大中城市乃至东南亚各国都设有店、商、行、号。
第三，腹地是水陆交通节点，区位优势助力本地区贸易的繁荣。腹地地处沿海向内陆地区辐射的中间地带，大量商品在此转运或集散 ，使本地区商人云集，并在重要交通节点推进了城市化发展，如为福州港口输送商品或转运海外产品，助力了南平城的发展，使闽北的中心城市由建瓯转移到南平。作为南盐北上和赣粮南下的节点，汀州城和上杭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汀州城长期占据闽粤赣边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的地位。漳州月港的开发，促进了龙岩城的发展，使其在清代升级为直隶州，成为闽西又一经济中心并最终取代汀州的地位。永定的峰市在抗战时期作为沟通沿海与山区的重要节点，以“小香港”闻名于世。
第四，腹地的临海、山区、中原移民传统三大特质，内推和外拉两力共同作用，使本地区居民出海谋生成为风尚。到了宋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山区人口膨胀已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其承载能 力，山区居民外迁潮出现，典型的如闽西山区，在南宋末年约有 200万人，人地矛盾使客家人向广东、江西等地迁移；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开阔人们的眼界之后，海洋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大批客家人出海谋生，他们给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带去了客家文化。外出创业、谋生的客家人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当他们事业有成之后，或汇回资金, 或回乡建设，客观上增强了山区与外部的联系，促进了山区经济发展。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类事例在地方志和家族谱牒中有大量记载。仅举永定县赖奎旺为例，“每行贾所获，岁有捐造，亦竟如其愿。嘉庆五年，独建抚溪乡洽溪茶亭，并置田税四十二桶。十一年，独造金沙乡园坝里拱篷石桥并茶亭，费金一千八百有奇，又以二百余金，置田税四十二桶。十 三 年，独 建 东 关 外 崇 圣 殿 , 修天后宫拜亭，并购香灯田税四十桶，费金城外砌修官路数十丈，改修三层岭崎岖山路二十余里，共费金八百有奇。初，赖氏祖百二郎公众敛熏仅六十千，付长照经理，辛酉迄己巳，八年内增拓千金置祭，又捐修东华山关帝殿一百五十金。他如鸣岐岭石桥，以及施馆济急诸义之举，不能缕述”。
二、商业文化特质
闽西、 闽北商人活动的历史，可以从商业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浙四省交通要冲，是中国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重要的交汇点，是历代沿海贸易发展的重要腹地。历史上，商人及商业沟通了山区与内陆、沿海的物资、人员、信息，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人群体是所处时代经济的代表，是区域文化的重要体现者和参与者，也是体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与特征的最鲜明符号。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与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所产生的商人精神是推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源泉。这些腹地商人地处山区却面向海洋，其行为方式饱受多种形式且互相兼容的山海交融文化影响。
第一，诚信友爱、崇德尚行是商人立身之本。腹地商人经商讲诚信 、讲与 人 为 善、注重品德修养，如民国《龙岩县志》说 : “昔者商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出则长驾远驭，执商场之牛耳；处则慷慨施与，驰社会之声誉。 三江五岭之间茶烟捆载而往，厚获而归，金银吸收百万，素封之家，村巷相望 。”这种精神要素，历代商人代代相袭。
第二，崇文好学、善应时变成就了腹地商人善于捕捉商机的能力 。许多商人的祖先由中原迁 来。在 古 代 社 会，若 非 大 家 族，则难以承担历经数年甚至上百年移民路上的风险。大家族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对文化传承也极为重视，所以这一地区特别崇文好学，遍居城乡的书院、书塾、书坊均说明了这一点。山区粮 棉等生活必需品出产不足，经商以互通丰歉、获利以补足生计是不可避免的。但山区商人经商往往不是举族进行，哪怕是名扬天下的刻书族商也不例外，而是有所分工，往往是家族成员中业儒不成者才从商 (业儒不成者指的是早期读书，但功名无望者)，以经商所得支持家族生计和教育。所以，儒家思想深深融入了腹地商人的血脉，可称为儒商。
第三，合群团结、友爱互助构建了商人的社会信用网络。本地区多山，路险道滑，许多族群又是由外地迁移而来，非有吃苦 耐劳和团结合作的精神不足以克服在异乡异土所遇到的困难。这使商人能在陌生的环境中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也使其在经营过程中能互相帮助，共同致富。如闽西族商兼具有血缘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双重特点，宗族力量与工商业力量互相支撑、互相联结、互相强化。借助宗族力量，刻书业族商、烟刀业族商实现了内部交易成本、组织成本、摩擦成本、生产成本等方面的节约，实现了宗族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和工商业的合作,成为影响力的商业集团。
第四，能创会融、立人达己展现了商人的进取精神。山区商人自主意识强，因为其商业活动主要向外，加之地理历史因素，对官方依赖性较弱，商品的市场化程度高。如闽西商人率先利用外来物种烟草使本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烟草供应地。他们利用山区竹木发展出中国刻书中心，他们走南洋成就了一个个“锡矿大王 ”“羽毛球大王”“报业大王”，他们在新时代高举中国互联网龙岩军团大旗。总之，能创新创业，体现在商人在山区将穷乡僻壤 建设成乐土，体现在不同时代商人群体的涌现和各领风骚；会融入，体现在商路即移民路，体现在日久他乡即故乡；立人达己则体现在商人互相帮扶，体现在商业让生活更美好。
第五，爱国爱乡、兼爱包容体现了商人的大爱情怀。有过背井离乡之苦的人才能更炽热地表现出对家乡、对祖国的眷恋。许多海外客家人虽身在异邦，但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华儿女，时刻想念故土，教导子女溯本思源、寻根问祖，永远不忘祖国与原乡。龙岩东肖仙宫公园有一副对联说出了海外华人的心声: “四海可为家，祖国山河常在念；五洲虽寄迹，故乡风物总关情。”这一点，一方面降低了其在外经商的风险，另 一方面使其能更多得到来自故乡的关心和支持。商人一旦发迹或有所成就后，总是不忘报答曾经养育过自己或先辈的故国家乡。他们这方面的慷慨义举，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建设及有关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赢得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尊敬与爱戴。如 « 培田吴氏族谱 ∙一亭公牌坊呈稿》载: “输军米、育遗婴、创建桥梁、捐修书院、积谷以备歉岁、施茶以利行人，均属有益于地方，不独见称于宗族。”《长汀县志》载:“刘文端，邑之平原慈坑人。 乾隆十一年常贾于浙江处州，适遇火灾，延烧民居行店数百余户，端磬其赀本雇夫挑水救火，所费甚巨。处州知府郑功赠以6轻财重义， 匾额 。” 包容就是能和睦乡邻、 同异地商人和谐共处，如抗战时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商业内迁，各地商贾共同创造了20世纪40年代闽西商业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