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48.五代、宋元时期海丝腹地与沿海贸易的扩张

唐武德四年(621)，闽地废郡，设闽、泉、建、漳、汀五州，属江南东道。隋唐五代时期，矿冶业、制茶叶、制瓷业在闽江上游的闽北地区发展起来，山区手工业发展水平远高于沿海地区。这种状况的形成，与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传播路线有关，中原文化经由闽北经循闽江流域、晋江流域、汀江流域、九龙江流域的路线扩展，与福建经济开发的趋势相吻合。（曾玲：《福建手工业发展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宋元时期，福建海外交通发展达到顶峰，不论是海外交通能够达到的地区，还是海外贸易的规模，都远超前代。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重港，琳琅满目的海外商品，不同肤色、体貌和种族的商人往来于泉州与海外，泉州成为世人眼中的“光明之城”。泉州港和沿海贸易的发展，是福建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结果与表现，也与宋代福建造船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有关。对于腹地山区而言，沿海贸易的发展节奏影响了腹地山区发展的周期。对山区而言，宋元时期商品货币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山区手工业直接为这一经济趋势提供了商品和市场。宋元之后，中国商品大量输出海外，从而逐渐形成福建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即面向海外市场的经济生产和技术交流。宋元时期，亚洲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在生产用品上仰赖中国的供给，且福建以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对便捷的水陆交通，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制造和输出地。

    一、闽国与腹地的继续开发

经过隋唐五代的开发，山区与沿海之间相对均衡，山区的手工业发展超越沿海。闽北经济持续发展，建州、南剑州、邵武军等地人口较为稠密，又有水陆交通之便，矿冶、制茶、造纸、制瓷等行业繁荣。从唐景福二年(893)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攻占福州算起，至开运二年(945)南唐灭闽止，闽国共存在52年的时间，其间王审知在位27年(898—925)，占了逾半时间。

这27年是五代闽国最为繁荣的时期。（美]薛爱华著，程章灿、侯承相译：《闽国：10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版）

唐乾宁三年(896)，福建升为威武军，王潮任节度使。次年，王潮去世，王审知继任节度使，后获封琅琊王、闽王。王潮、王审知主政期间，对闽地用心经营。王潮采取还流亡、定租税、巡州县、劝农桑等措施以发展生产。王审知进一步稳定闽地各方势力，采用招抚策略解除了地方武装的威胁，还积极整顿吏治、恢复经济，推行教化、招徕人才，当时著名的学士如杨承休、归传懿、韩偓、杨赞图、郑戬等人纷纷携眷率族来归。王审知“为人俭约，好礼下士……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8《王审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6页），积极在境内兴办教育，广设学校，八闽读书蔚成风尚。

王审知治闽期间是福建发展史上海上贸易繁荣的时期。王氏鼓励工商，实行宽商政策，整治河道，“其东画长川以为洫，西连乎南，盘别浦以为沟，悉通海鳍。朝夕盈缩之波，底泽鳞介，岸泊艓髅”（[唐]黄滔：《黄御史集》卷5《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碑》，转引自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委员会编：《福州内河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此举为航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王氏又整修海港，利用福州靠江面海的地理优势，借由早在汉代就已经开辟的东冶港为对外贸易港，开辟甘棠港以发展海外商业贸易，使福州港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成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闽北的建瓯城凭借良好的航运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闽江上游的重要内陆港和繁荣的商品集散地。

矿冶业也有所发展。唐代时，福建已有关于矿冶业的明确记录。王氏在闽主政期间，由于佛教、道教的盛行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重视矿冶业。五代时，福建矿冶业发展较快。贞明元年(915)，闽王王审知在闽西北宁化置铅场。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闽江流域自古是重要的茶叶生产地。“茶圣”陆羽称，茶“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Γ唐]陆羽：《茶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福州鼓山半岩茶就是由王审知队伍中的光州犯人创制的。后梁时，建州茶取代福州茶成为贡品。（徐晓望：《唐末五代福建茶业考》，《福建茶叶》，1991年第1期，第38—42页）王审知之子延钧于后唐长兴四年 (933)称闽王。闽国阁门使张廷晖把“周回三十余里”的私家茶园献与王延钧，“北苑御茶园”自此名声更盛。自南唐开始，建州北苑茶即是朝廷御茶。

在王审知的推动下，闽国与海外联系增强。闽国的“陶瓷铜铁，远贩番国，取金币而还，民甚称便（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引《清原刘氏族谱》鄂国公传，《文物》，1975年第1期，第78页）。从刘华(王审知次子王延钧之妻)墓、王审知墓中发掘出土的实物，证实了闽国曾参与海上贸易活动。刘华墓中出土两件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蓝绿釉陶瓶。（齐东方：《闽国文明的崛起及其延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33—43页）王审知墓在明代被盗时曾出土了玻璃器物，当时官府不识为何物，召“回回”来辨认后才知道是玻璃碗。加之，在吴任臣编撰的《十国春秋》中记载，闽国时有使从南方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返国后进献玻璃瓶，证明当时王氏政权与海外有往来，由此可推测玻璃碗应是由外国传入。（郑国珍：《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5期，第8页）

    二、宋元时期的闽江上游经济发展与山海交流

宋元时期，地处闽江上游的闽北人口较多，劳动力充裕，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方面，水轮筒车大量被使用，山间梯田水稻广为种植，做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Γ宋]方勺：《泊宅篇》卷3，“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页）粮食产出量较大，茶叶种植水平高、产出大，北宋中叶建州年产茶30余万斤，到南宋初年，增长到近90万斤；元代闽北茶产区进一步扩展，设场于武夷，与北苑并称。手工业方面，不仅有银、铜、铁等冶炼名重一时，造纸和印书也助力建阳成为兴旺数百年的刻书中心。

两宋时，由于福州贸易港口的发展，使得闽江航运量渐长，闽江的通航条件为地方政府所重视而有所改善，浦城至水口镇(今古田境内)原本的不少险滩得到一定治理，从南平到福州闽江段航运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由于闽北与浙江相邻，与明州、杭州、温州等港口均有水陆路交通联系。大量闽北手工业品借福建、浙江两省港口行销海外。

图书方面，祝穆《方舆胜览》有云：“麻沙、崇化两坊户书，号图书之府。”嘉靖《建阳县志。封域志》载：“书市在崇北里，经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从麻沙坊刻的书籍称麻沙版，“麻沙版书，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宋]朱熹：《嘉和(建阳)县学藏书记》。转引自汪曾鲁主编：《福建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出口到朝鲜、日本等国。《建阳县志。学校志》载：“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

纺织品方面，马可。波罗记述建宁府盛产生丝，并且制成不同种类的绸缎；棉布是由五颜六色的棉纱制成的，行销蛮子省各个地方。（本书编委会编：《今古建瓯》，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陶瓷方面，宋元之时，闽北陶瓷业发达，品种众多，产品大量外销，其中尤以黑陶最为出名，大量出口日本、朝鲜等国。

    三、宋元时期的汀江流域、九龙江上游经济发展与山海交流

汀江是流域内人民最重要的对外交通渠道，但限于汀江山峻水急、流激滩险的条件，航运困难。在南宋以前，闽西水路交通尚未通畅，陆路又为高山峡谷所隔，对外交流极其不便，经济活动的规模小，商品经济不兴。以盐业为例，当时闽西按规定食福盐，福盐从福州起运，“搬运到汀州的食盐，在沿海起运后，溯闽江而上至南剑州……而另一路至汀州各邑，则搬运极为艰难。需自南剑州另行装船从沙溪溯流西行至归化县境，再从陆路肩挑人驮至汀州。经这一路运输的盐货，沿途搬载损失很大，以至盐包破败，混入沙石杂草，汀州各邑食用者，怨声载道，并且因运费高昂，盐价偏高，消费者负担不起”（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10月版，第335页。《临汀志》对改运潮盐后盐价有一对比，“旧额运福盐每年八中纲，实搬到盐四中纲，多至六中纲。后以涉历艰难，动经年岁不到，多欲更革”。“本州从来盐价，每斤一百六十钱重，卖钱一百八十文足。自后逐次裁减，每两卖钱六文足，每斤卖钱九十六文足。”），而且“经年方至”；当时产自本地的矿产、土产也主要自九龙溪（“清流船谣：九龙滩畔清流船，上如上天下沉渊。船真作纸躺为铁(闽有纸船铁艄公之谚)，差黍有时还触石。船触石兮可奈何，嗟尔客游一何多。”引自[清]施闰章：《施愚山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76页）经闽江外运，因商品经济发展有限，所以百姓生活水平较为平均，“经界未行而赋役偏，舟车不通而商贾窒，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土游民；妇不以蚕丝自工，唯事乎治麻缉苎，是以积贮有限，服用无华”（[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风俗形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又云：“汀在闽而南，山樵谷汲，稻食布衣，故民之丰约不大相远；粜不出境，故谷价常贱。”（[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②[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南宋绍定五年(1232)，朝廷核准“许本州及诸县艰于福盐者改运潮盐”，由此开始疏浚整治汀江下游的上杭城至永定峰市之间航道，汀江与韩江之间的航运日益繁荣，上杭出现“上河八百、下河三千”的俗语。汀江的畅通，带动了整个汀江流域尤其是临近汀江的城镇集市的发展。“阛阓繁阜，不减江浙中州”，（[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此说或有夸张，但仍可证明当时汀江流域大小码头人声鼎沸、船只往来如织之盛况。沿着汀江往南，汀赣地区的稻米、竹木、土纸等物产运往潮汕，行销于广东；往北，从韩江逆流而上的潮盐、海货在汀江码头上岸，行销于汀江流域各地，乃至转运至赣南。随着海洋产品的大量输入，“海洋”进入汀赣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对海洋的认识日益真切，而往来于此航道之上的腹地民众越来越多，也不断勾连着山与海的联系。

唐宋时期，大量移民进入汀江流域，构成了后世客家人群体的主要部分。汀江流域的大量客家族谱都宣称其开基祖自唐宋入闽定居。南宋后期，汀江航道得到改善，汀江流域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人口增长促进了土地开垦和商贸活动的繁荣，经济发展加速，汀江流域原本以耕作经济为主，逐渐具有外向型商品经济和中转型商品经济的特征，汀江流域的土纸、木材等物资得以通过潮汕地区出海，汀江也成为赣南等内陆地区物资的外销出路。汀江航道的开发也为元代隆兴至潮州驿道的开通奠定了基础。驿道和航运的双重加持，使得汀州逐渐成长为闽粤赣边区的重镇和交通枢纽，（靳阳春：《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客家民系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尤其表现在汀江河运、矿冶业、农业的发展，州城建设速度加快，社会面貌为之一新，以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和客家文化区逐渐形成。

九龙溪的开发利用早于汀江。唐垂拱三年(687)，漳州刺史陈元光部署刘珠华、刘珠成、刘珠福三兄弟沿北溪上溯，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从此可通舟楫。但由于龙岩长期隶属漳州，在漳州境内地位不彰，发展相对较为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