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49.明清时期山海交流的活跃与海外商路的拓展
明代，福建最重要的海外交通成就包括以福建为基地的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海活动，中国与琉球的交通贸易活动，以漳州月港为基地的福建私人海商航海贸易活动。虽然福建海外交通有新的发展，但已然无法阻止福建海外交通贸易由盛转衰的趋势，海洋贸易活动往往呈现局部性、间断性的特征，且持续时间并不长久。明朝的海禁政策在长时间内限制了海洋贸易的发展，“隆庆开海”后发展起来的私人海外贸易，到明朝中后期已经趋于衰落。与此同时，自16世纪开始，西方殖民者的触手已经伸到东南亚，逐渐实际控制了航运，垄断了海上贸易，而且他们在我国沿海一带的骚扰活动，更扰乱了福建海外贸易的正常秩序，也给沿海人民带来痛苦。
清代，中国进一步纳入全球范围的贸易体系。康乾盛世的荣光之下早已危机四伏，清廷的社会经济实力逐渐走下坡。随着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东南亚并将其变成殖民地，福建海外贸易依赖的航海力量大大削弱，在东南亚海域的优势地位已经丧失。清初，由于征战需要提出的禁海迁界政策沉重打击了福建沿海的商业贸易。复界后，沿海商贸活动虽然一度恢复发展，但总体趋势是持续低落，至晚清，福建沿海贸易在内忧外患中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福建增设对外通商口岸，成为外国资本的入侵之地，福建的经济和对外贸易被动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福建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但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之上的经贸活动，它的生存与发展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海洋经贸活动成为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的渠道。
就山区而言，明代前期山区的建窑、建茶等衰落态势明显，至明中后期及清代，造纸、制茶、制烟、印书等行业使山区重新得以振兴，并在全国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海丝腹地山区与福建沿海之间的“山海互换”贸易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沿海经贸活动的曲折发展和整体衰落趋势，也影响着腹地山区。
一、闽江流域
晚明时，闽江上游仍是福建出省的交通枢纽，闽北的延平、建宁、邵武3座府城，市镇经济发达，是流域内的重要市镇。延平府城沿江而修，是建溪、西溪、富屯溪、沙溪汇聚之处，临溪一面有延福门(大水门)、小水门、水门3座城门。城门码头因水势之便，分区服务来自建溪、沙溪、富屯溪、闽江干流各线的商船。城内有“通衢大市”和9条街道，城区规模相当可观。建宁府城在明代被视为与福州、泉州并称的三大城市之一。城内的临江门是商贸活动的中心，商贾往来不绝，城内有23条街道。邵武府城在晚明时相当繁华，城市已具有一定规模。城分四隅，以东隅最为人烟辐辏，共有5条街27条巷，四隅又各有集市。全城计有30条街10市，是晚明时期闽北相当热闹的中心市镇。
闽江流域形成一些重要的转运港和码头。南平港是闽北通向内地和沿海的水运货物集散地。明清时期，南平洱港作为转运港的意义大于其作为商品交易口岸的作用。沙溪流域的桥尾、贡川，三元、西门、小水门、师古门、南门等码头是沙溪流域较为重要和知名的码头。永安的桥尾码头汇聚了来自宁化、清流、宁洋的粮食、木材与其他农副产品。建溪流域的建宁临江码头是建宁府城最大的码头，汇聚来自崇阳溪、南通溪的粮食与土特产品。日常来往于码头的船只有三四百艘，以江西人的商船为最多。通济门码头汇聚了来自福州、永泰、闽清的木帆船。闽江上游浦城的观前码头，是省界交通要道，也是省界贸易重要的节点。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3次过浦城，经南平，前往福州。清乾嘉时期，浦城有“闽北米仓”之称。观前码头共有8处，来往于此的船只以本地船为主，也有来自江西和福州等地的船只。富屯溪流域的顺昌洋口镇洋口港，处于两溪汇合之处，港口条件较好，能够停泊较大型的船只，因此一直是金溪和富屯溪流域的商贸交换中心，有谢家渡、中埂、坑口3个码头。来自江西、汀州、福州、闽清、南平、尤溪的商船在洋口港出没不歇。因船籍不同，船型也往往有别。鸡公船多为江西人和汀州人所有，翘尾船来自尤溪，南平籍船夫多用鸭母船，来自闽东福州和闽清的被称为雀船、鼠船。来往商人和当地行家一望而能辨知船籍。洋口附近的本地船只和木排竹排也是洋口繁荣航运的一部分。清末，江西籍船工和闽清籍船工还曾因为争夺洋口上游航线而发生械斗，械斗以江西籍船工的失利告终。闽江流域作为贸易中转地地位进一步巩固。明代，闽北成为北方各省商货经由月港出洋的中转地，闽北的铁、纸等货物大部分到月港出海。这些物资是月港贩洋的主要货物。正如明人李鼎所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明]李鼎：《李长卿集》卷19，引自张正明等：《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明代的蛮海之货也大部分自月港输入，再贩售于华夏。闽江上游的建溪、富屯溪、沙溪贯穿闽西、闽北18个县市，是闽江的主要水源。其流域腹地广阔，是传统的产林区，以大量的杉木供应福州市场的需要。沙溪流域的永安和沙县等地向福州供应大米、贡川草席及土特产品。永安称“邑之盐商，福州人。木商，本处人，汀州亦多。如闽笋客，贩卖江、浙、汉、广等处，货脱，买布回发，旧尽本邑人，近亦有宁化、江西人；纸客，有运至江南、广东、福州者。香菇客，浙江人，采造发售。糖品客，漳平、宁洋(有牙行)。布客，江西人，染布亦江西人。靛青客，汀州人，采蓝亦汀州人。”（[清]孙义修、陈树兰、刘承美纂：道光《永安县续志》卷9《风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420—421页）这段文献清楚地描述了永安商贸活动中的经营种类、客商来源、货物流向。货物包括日常基本需要品(盐、布)，也包括农副产品和消费品(糖)，可见永安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转站。
在闽江流域中转贸易中，当地的木材是主要输出产品。明清时，海丝腹地的木材主要依托福州外销，种类以杉木为主，后来扩大到松木、樟木等杂木。清代，海丝腹地的木材贩售进入繁荣期，尤其到清末时达到顶峰。直至民国，木材贩运仍在海丝腹地的地方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汀江流域
明中叶以降，汀州流域交通状况持续改善，经济活动刺激了人口的区域流动，汀江流域的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外向型的特征。此时，汀江、九龙江航路的进一步疏通以及驿道的进一步完善，改善了汀州交通落后的局面，真正南通交广，西(北)达江右，西邻赣吉，南接潮海，成为赣闽粤三省交界区的重镇和交通枢纽，促进了以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靳阳春：《宋元汀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6页）闽西的经济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
汀江流域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可耕地少，土壤肥力有限。自宋代人口迁入和开垦，汀江流域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少，粮食不足。汀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过多的雨水不利于种植桑棉和养蚕，纺织业一向不够发达。宋代以后，汀江流域以耕种为主的农业结构受限于自然条件的劣势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宋代对汀江航道的开辟为汀江流域转向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促成了汀州作为闽粤赣交界地区资源优化配置。明清时期，汀江流域对外经济交流尤与韩江三角洲的联系最为密切。（周雪香：《明清闽粤边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376页）明嘉靖三十年(1551)，汀州知府陈洪范组织民工凿平汀江上游的两处险滩，此后，汀江航运才全线贯通。如清人杨联榜《鄞江词》：“两溪合处水南流，直到潮阳海尽头。若问九龙山下路，珠峰玉洞是汀州。东溪绕郭向南流，对岸山连隔一洲。可惜出山贪互海，潮州那得胜汀州。”
汀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是商品性工农业日益发展并受海洋贸易影响大。闽西向粤东北输出木材、蓝靛、烟丝、纸张及书籍等，输入粮食、食盐等，这种闽粤沿海的“山海互换”的经济模式，实衍自宋代，至明清仍未有较大的改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一些原产美洲的农作物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明清时期，近30种美洲作物进入中国。福建成为美洲作物进入中国的桥头堡，这些作物在进入福建之后向全国各地种植和推广，对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作物也是海洋文化对海丝腹地的反向影响，尤其是烟草种植，改变了明清时期闽西的社会面貌。闽西客家地区种植烟草始于明后期，初在永定种植，不久便遍及闽西各县，清康熙年间闽西汀州八县的膏腴田地也大面积种植烟草，“种烟者十居三四”，在上杭、永定、宁化等县尤盛。
汀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二，是流域内产业的市场化趋势并形成有影响力的商人群体。清代，汀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出现市场化趋势，烟草种植制售卖等新产业，蓝靛、茶叶、杉木等传统经济作物，造纸、印刷、冶炼等手工业普遍发展，人员流动频繁，商品流通活跃，城乡市场繁荣。汀江流域商人阶层逐渐形成有一定气候的地方性商人集团，如永定烟商、上杭蓝靛商、连城商人、四堡书商和遍布各县的纸商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汀江流域长期滞后的文化事业得以发展。明中叶之后，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加之明嘉靖“大议礼”的影响，宗族日益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汀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三，是转口贸易发达并形成一批城镇。（葛文清：《汀江流域外向型客家经济演变初探》，《龙岩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客家学研究论文选辑：纪念‹龙岩学院学报›创刊30周年》，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51页）限于人口、市场等因素，汀江流域内部的市场经济繁荣程度有限，但汀江流域的外向型经济以转口贸易为主(俗称过载行或过驳行)，过载行的实质就是货物集散，汀江流域的一些市镇也因此成为货运的集散中心。汀江流域的转口贸易发展过程，可以分为起源、形成、发展和衰落4个阶段。从南宋到明中叶是起源阶段，转口贸易中转站与运盐货船接驳地高度重合，形成峰市、上杭城、回龙、长汀城4个早期中转站，货物流通则限于盐、铁、海产等物。明中叶福建沿海出现海上贸易集团(“海寇”)。他们是由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而产生的民间贸易集团，依靠强大私人武装占据沿海港口开展海上贸易活动。他们熟悉国际市场行情，以丝绸、瓷器、蓝靛、茶叶、烟草等中国传统优势产品换取海外的香料和手工业品，获得高额利润以发展武装和持续经营。他们多与内地的山商合作。海丝腹地为民间海上贸易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如在潮州的南澳港走私集团，正是以闽粤之间客家人居住的韩江、汀江、梅江流域腹地为支撑。这些航道上的重要节点也因此成为山海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山商的成分较为复杂，一些实为“山寇”，与“山寇”如影随形的是地方社会秩序的动荡。据乾隆《潮州府志》记载，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山寇”事件就有26起。闽西宁化士人李世熊在其《寇变纪》中也记录下当时在闽粤赣边界地区流动的山寇和流民。在永定峰市“每每朋合为乱，上杭、武平乃其出没之区，福建、江西则其流毒之地也”（[明]俞大猷著，廖渊泉、张吉昌点校：《正气堂集》卷13，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转引自葛文清：《汀江流域外向型客家经济演变初探》，《龙岩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客家学研究论文选辑：纪念‹龙岩学院学报›创刊30周年》，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为加强地方管理，嘉靖三十七年(1558)，汀州府在永定峰市设“抚民馆城”，常年有兵丁驻扎把守。万历四年 (1576)又升峰市为上杭分县，并在河头坪筑河头城。峰市之设分县、筑两城，皆是政府加强对武装走私山海贸易的管理举措。在海禁解除之后，抚民馆城和河头城的军事功能弱化，转为商业性质。清初时，两城废弃，但峰市作为潮汕与内地之间的转口贸易中转地位仍然未变，商贾熙熙攘攘，往来不绝。汀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征之四，是邮路与通信的发展。西汉中叶，汉武帝为军事需要开辟中原至江西宁都到闽西的交通线。唐置汀州后，辟驿道、建驿站，在成功、温泉、双溪、上洪及汀州所辖的新罗县下湖雷设立驿站。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朝廷在汀州城东设立临汀驿站。嘉定五年(1212)在龙岩增设车驿。到明代驿站有所发展，汀州又增设馆前驿，龙岩增设登途(今新罗溪南)驿、适中驿，上杭增设平西、兰田驿，连城、武平、永定、漳平有铺无驿，共设分铺85个。到康熙八年(1669)驿制又有所发展。为传递官方紧急文书及军情需要增设马递机构，即塘递网，到清末发展到16条塘递线。光绪三十一年(1905)厦门邮政总局派龙岩人林经在新罗上井开办邮局，为闽西有官办邮政之始。次年，长汀、上杭、武平、永定、漳平、连城相继开办邮局。从此，闽西通过官办邮局为民众开展有组织的通信活动。
汀江流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五，是明清时期区域间人员流动量大增且出海谋生者众。明清时期，汀江流域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之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等因素影响，外向型经济发展则为山区人员流动提供了渠道—福建贫民纷纷外出，一部分迁移到江西、浙江、广东、四川等省的丘陵地区，从事他们所熟悉的经济作物种植、粮食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还有部分贫民远渡海峡和海洋，到我国台湾和南洋地区谋生。这种人口流动的情况深刻地改变了汀江流域的社会面貌。明清时期汀江流域邮路的发展也为客家人向外流动创造了条件。客家人所处地域多为偏远山区，货物运输全靠徒步肩挑，信息沟通全靠挑夫传递捎带。至康熙年间，闽西烟草业发达，永定条丝烟曾作为贡品进贡过朝廷。新罗、上杭、连城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烟庄、烟厂。随着全国各地对闽西烟草的需求，落后的信息传递方式严重制约了货物与商业信息的流通。为解决这一问题，道光时期，闽西民间出现了信子，即替人捎信，收取资费。信子分两类，一类称便人即
(托便)，一般由熟人、船工、挑夫、小贩充当，将信带到目的地，可收费，也可不收费。一类是专业的信子，经政府注册，有一定资金，固定信差及地址，称为民信局。民信局所在地一般设在客栈、商店、运输公司内，业务范围为民间信件、汇兑、小宗包裹等。资费按路途远近、路况好坏收取。光绪年间，清政府正式开办海关邮政，在上海首先成立邮政局，随后全国各通商口岸相继成立邮局；但广大的内地山区(包括闽西)尚处于驿站时代(驿站不受理民间通信)，由此出现了官局与民局并存的局面。宣统年间，随着全国普遍成立邮局，民信局的作用逐渐淡化，至民国初年被勒令全部停业，官局取代民局，一切邮政业务归官局受理。官民邮路成为客家人资金、信息流动的动脉。
清代，汀江流域外向型经济繁荣。汀江流域通过汀江—韩江大动脉，以潮汕为中心市场，将自己融入我国沿海及东南亚的贸易体系中，各县商人也频繁往返于这条通道上，如永定条丝烟行销天下，有“南到新加坡，北到张家口”之说。上杭会馆几乎遍及中国南方各大城市。乾隆年间，当时垄断外贸的十三行商黄洋华、朱广菊曾先后在连城莒溪、姑田等地设立纸庄。汀江及六大支流的航运码头均有过载行，常年以船为业的汀江船户有2000多户，雍正年间，上杭河税近万两，是额定河税的3倍。
汀州府城是汀江流域商品经济繁荣的见证。汀州府城(今长汀县)南通广东潮州、西接江西瑞金，作为转口贸易中心，明代汀州城有了长足发展。城内有十字街、府前街；城关有14条街，有店头市、河边市、水东街市、五通庙前市、何田市5个主要墟市。其中店头市专营盐铁蓝靛及日用杂货，河边市专营竹木，水东街市经营来自江广地区的货物，五通庙市邻近店头市和河边市，是商贸繁荣之所。
三、九龙江流域
九龙江贯穿龙岩、漳平、宁洋地域，是历史上的龙岩直隶州辖地。至明代成化年间，此处仍然人烟稀少，开发迟滞。成化七年(1471)，福建巡抚据龙岩县民林廷琥等建议奏闻获准，析龙岩县居仁、聚贤、感化、和睦、永福五里置漳平县，属漳州府。隆庆元年(1567年，一说隆庆五年或六年，即1571年或1572年)，以龙岩县的东西洋巡检司，永安县的二十八都、二十九都、三十都，大田县的部分地置宁洋县，取“宁靖东西洋地”之意，“以东西洋皆安静为名”，治东西洋(今漳平市双洋镇，俗称“旧宁洋”)，属漳州府。正德、成化年间，九龙江流域的宁洋、漳平设县，主要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如清康熙《平和县志》称：“当正德间，芦溪、箭管诸巢寇出没叵测，汀漳实靡宁宇。时阳明先生督抚南赣，发二省兵定平其境，设立县治……于是乎虎遁迹而枭革音。”（李鋐、王柏等修，昌天锦等纂：康熙《平和县志。序》，“中国方志丛书”第91号，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页）
明代实行海禁政策之后，漳州月港成为沿海主要贸易中心，九龙江航道的贯通，漳龙、汀龙之间陆路交通的改善，新型农作物的引进，促进了山区商品性农业的繁荣。以月港为中心的民间海上贸易活动，使处于汀漳之间的龙岩成为经济要冲，面向闽南、面向海洋的趋向性更加明显。清雍正十二年(1734)升龙岩县为直隶州，辖漳平县、宁洋县。
九龙江的南溪、西溪、北溪3条主支流都通月港而汇于海，又沟通山岭连绵的海丝内陆腹地。其中，西溪、北溪连通龙岩和闽西各县，与海丝腹地参与海洋贸易息息相关。涨潮时，可从月港经石码、福河(三汊河对岸)，顺海潮进入西溪抵漳州。此段内河航运非常繁荣，经月港输入的部分海外商品以此为集散路线。溯西溪上行，在南靖县城(今靖城)附近分为两支流，其中一支向东南流到山城(今南靖县城)之后分两支，偏南一支可抵达船场。从船场向东陆行可抵达永定下洋进入汀江，经汀江—韩江航道进入广东。从山城分出的偏北一支流向小溪(今平和县城)以北，再陆行至平和县城(今九峰)出拍嵩关抵达梅州。从南靖县城附近的另一支流，向偏西北行，经龙山、水头以北，之后再由陆路经龙岩的适中抵达龙岩。这是龙岩和闽西各县通漳州和月港的路线。
九龙江北溪及其支流小池溪、小溪、雁石溪、丰城溪、新桥溪、宁洋河、新安溪、溪南河、坑子口溪、至溪、赤溪、西江溪、温水溪、仙溪、南房溪、坪溪、竹溪、林墩溪、龙津溪、马洋溪、仙都溪等连接着龙岩三县，于漳平汇聚后经漳州入海，水运交通便利，便于把各县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品组织起来输送出口。清初龙溪知县陈天定的笔记《北溪纪胜》，记录了月港经由北溪辐射的贸易路线：“大抵龙潭地处十字之中，直者为江，驾舟北入，可上宁洋……属溪(龙溪县)之廿五都。上由永安，北趋浦城，出仙霞。西赴邵(邵武府)、汀(汀州府)。”（[清]陈天定：《北溪纪胜》，政协芗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芗城文史资料》第16辑，2005年，第73页）由此可见，北溪关系着漳州和月港的交通，并且延展到闽北、闽西北的广袤地区，地位非常重要。因此，这条道路虽然路险滩深，但商旅往来不绝，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福建时曾走过这条路线，他的记录给我们清晰地展现了一位旅行者的路线和路程时间，也可从他对这条路上的山形水势的描述中感受当时行路之难：四月初一日平明，舟始前，溪从山峡中悬流南下。十余里，一峰突而西，横绝溪间，水避而西，复从东折，势如建瓴意即水势忽而畅，曰石嘴滩。乱石丛立，中开一门，仅容舟。舟从门坠，高下丈余，余势屈曲，复高下数丈，较之黯淡诸滩，大小虽殊悬，险更倍之也。
众舟至此，俱鳞次以下。每下一舟，舟中人登岸，共以缆前后倒曳之，须时乃放。过此，山峡危逼，复嶂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穿云也。三十里，过馆头，为漳平界。一峰又东突，流复环东西折，曰溜水滩。峰连嶂合，飞涛一缕，直舟从云汉，身挟龙湫矣。已而山势少开，二十余里，为石壁滩。其石自南而突，与流相扼，流不为却，捣击之势，险与石嘴、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东北来合；再下，夹溪复至东北来合，溪流遂大，势亦平。又东二十里，则漳平县也。
宁洋之溪，悬溜迅急，十倍建溪。盖浦城至闽安入海，八百余里，宁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余里，程愈迫则流愈急。况梨岭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马岭，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岭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宜咏于此。
初二日下华封舟。行数里，山势复合，重滩叠溜，若建溪之太平、黯淡者，不胜数也。六十里，抵华封，北溪至此皆从石脊悬泻，舟楫不能过，遂舍舟逾岭。凡水唯滥觞发源之始，不能浮槎竹筏。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黄河之三门集津，舟不能上下。然汉、唐挽漕水道，缆迹犹存；未若华封，自古及今，竟无问津之时。拟沿流穷其险处，而居人唯知逾岭，无能为导。
初三日登岭，十里至岭巅，则溪水复自西来，下循山麓，俯瞰只一衣带水耳。又五里，则隤坠落然直下，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西南陆行三十里，即漳郡；顺流东南二十里，为江东渡，乃兴、泉东来驿道也；又顺流六十里，则出海澄入海焉。
初四日舆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门。访叔司理，则署印南靖，去郡三十里。遂雨中出南门，下夜船往南靖。
初五日晓达南靖，以溯流迂曲也。溪自南平来，到南靖六十里，势于西溪同其浩荡，经漳郡南门，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两溪谁执牛耳也?（[明]徐宏祖著，刘虎如选注：《徐霞客游记》，崇文书局2014年版，第69—70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客观上需要加强沿海与内地的联系，明代龙岩连接宁洋和漳平官的路得到改善，万历元年(1573)，龙岩县令黎绍洗凿开了龙岩到雁石到津头之间横亘的观音座石，使水运上溯到龙岩城区，龙岩成为内地江西、汀州、延平和建宁通漳州的重要枢纽，龙岩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出来，故而清初龙岩升县为州。九龙江上游的发展与下游月港及汀江流域的发展紧密联系，与汀江流域一道成为海洋贸易重要的产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