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理学对朱熹的影响之研究

肖胜龙  郑文芳

“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朱熹题龟山先生像赞，自称门下生，高度评价杨时。《宋史·杨时本传》载：“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明代国子监博士杨廷用在《龟山先生杨时从祀孔庙议》中指出“三个不可”：“龟山传道之功，不可诬矣”；“龟山卫道之功，亦不可掩矣”；“无龟山则无朱子。而龟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轻议”。 

朱子像

“闽学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同为南剑州人。龟山三传之后有朱熹。从闽学鼻祖到理学集大成者，杨时对朱熹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杨时在朱熹创立闽学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开闽学先河的历史功绩，笔者试从哲学思想、学术方法、社会基础这三个主要方面加以阐述，求教于方家。

一、杨时理学为朱熹创立闽学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的杨时，承担起了过渡时期弘扬儒学的重担，他继二程而推崇《四书》，为朱熹《四书集注》的最后确立起到了奠基作用。“倡道东南”，其功至伟。明代何乔新《道南祠记》载：“河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传之学于遗经，其学则行于中州，未及南国。先生北之河洛而学焉。及辞归，程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故一传而得豫章，再传而得延平，三传而得紫阳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绍孔孟之绝绪，其道益光。”

杨时一生勤奋研习，深究学问，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闽学鼻祖杨时正是通过兴教立学来倡道东南的。程颢的“吾道南矣”，最终通过杨时的兴教立学得到实现。杨时首创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十年之久，还先后在福建、浙江、河南、湖南、湖北等地讲学，弟子千余人，著名的弟子有罗从彦、张九龄、吕本中等，成为南宋初期最有影响的学派。王孙蕃《杨龟山集》原序载：“有宋名儒继出，几以百数，鼓吹正学，羽翼圣经，上传洙泗，下接濂洛，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破荒开辟，实自龟山先生始。”

杨时是继承、传播和发展二程理学的主将。杨时对二程开创的洛学信之弥笃、终生不渝。即便在洛学屡遭禁止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传承洛学，并将洛学带入福建，直接促成闽学的形成。清代福建巡抚张伯行评价杨时：“先生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信最笃。其上接濂洛之传，下开罗（豫章）、李（延平）、考亭（朱熹）之绪者。”

杨时归闽后，潜心著述授徒，为福建培养造就了一批成就卓著的人才。特别是其推崇“四书”的精神和研究义理的方法，为福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为闽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杨时倡道东南，在福建的成果最为显著。杨时传扬了洛学，给福建带来了新思想、新气象；杨时研究学问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了罗从彦、李侗、朱熹。没有杨时的东南传道和思想解放，便没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可能性。

杨时抢救、整理师说，使二程遗著流传于世。杨时经过多年努力，先后整理出《伊川易传》、二程文集、二程经说、《河南程氏粹言》等书稿，使二程洛学得以传世，使其门下弟子所传理学为“程氏正宗”。

杨时从河洛传过来的“道”与孔孟学说精髓一脉相承。中庸思想是儒家的哲学思想核心，最早源于《尚书》。杨时认为，《中庸》里所提的这个“中”字，跟《尚书·大禹谟》中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的“中”字，是一回事。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杨时领悟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完成了对“中和”思想的探索和升华。杨时继承了原始儒家“反求诸己”思想，并把它与二程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论联系起来，提出了“反身而诚”的观点。杨时认为这个“诚”就是天，就是道。“诚”成为杨时中庸哲学思想的核心，它抓住了中庸理论实践的着力点。从内心世界去寻找和谐，提高人们的修养，是杨时中庸理论的一大特点。杨时的“反身而诚”求“中庸”的理论建立在“天命”的基础之上，“天地万物一体，物我为一”的“一体不二”理念确立了杨时“反身而诚”的哲学观点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而把“中和”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为朱熹的“中和新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成功地解释孔子“知天命”和“天命不可违”的思想密码。

“理一分殊”说是中国儒学理本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哲学命题。这一理学观点的提出，还得从杨时读《西铭》一书说起。

《西铭》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关学派的创始人张载撰写的。绍圣二年（1095），时任浏阳知县的杨时在公务之余，重读了《西铭》一书。他怀疑书中讲天地父母、大君宗主的万物一体境界有同于墨氏兼爱的流弊。为了弄清《西铭》的主旨，杨时写信请教在洛阳的程颐老师。程颐给杨时回信时，首次把张载著书《西铭》的主旨概括为“理一分殊”，但他没有深入探讨“理一分殊”是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与伦理道德的本体论基础。

杨时看了老师的回信后，再读《西铭》，认为自己对此书的不同看法没错。于是，他第二次写信给程颐，就自己的看法作出说明。崇宁二年（1103），杨时在答胡安国问学的回信中又阐述了“理一分殊”说。他指出：“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崇宁三年至四年（1104—1105），杨时在《荆州所闻》《京师所闻》等语录中，对“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阐述。

从以上阐述可看出，杨时不仅强调“理一”的本体地位，而且重点阐明了“理一”与“分殊”的关系是事物的体用关系，不可分割。他用人的身体作形象而直观的比喻，论证了体用不离、体用一源、体用并重、体用相摄的观点。不仅如此，他把“理一分殊”说具体运用于儒家道德观念和人生哲学，将儒家伦理糅合在抽象的哲学本体论中，阐明了封建伦理原则即仁与具体道德规范即义的关系，以此来论证儒家道德准则的神圣性和封建社会尊卑亲疏等级秩序的合理性。这丰富和发展了程颐从《西铭》中概括出来的“理一分殊”说，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先验的本体论证，是杨时三传弟子朱熹创立的“一本万殊”说的先导和理论基础。李侗循循善诱地对朱熹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朱熹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讨论一理与万物关系，就是一理摄万理，万理归于一理。

朱熹继承了杨时中庸思想的精华，成为闽学大家，后来又统一和融合了湖湘学派、浙东学派的基本观点，得出了“性”为未发、“情”为已发的感悟和论断，史称“己丑中和之悟”，标志着中和探索任务的完成。朱熹最终成为“后孔子主义”的代表。杨时的诚论、理气论、“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心性修养等哲学理论以及教育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特别是关于《四书》的阐述，为朱熹通过《四书集注》构筑自己理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朱熹的《四书集注》共引用了32位学者的731条语录，杨时的就达73条，位居第三。

闽学是传统儒学在福建的新形式、新表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福建的新形式、新表述。闽学始于杨时、游酢，中经罗从彦、李侗等人的传承和发展，到了朱熹时形成了福建理学即闽学。程朱理学成为正统，从宋代到元明清，统治思想界700余年。

二、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

学术研究除了理论基础，还必须有好的研究方法。好的学术方法运用得当，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杨时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被称为朱熹“龟山门下相传指诀”。

罗从彦，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北宋元符三年（1100），罗从彦到将乐含云山从师杨时。初学三日，罗从彦就惊汗浃背，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罗从彦从家乡千里赴浙江萧山，向杨时请教。听先生说程颐的易经讲得好，罗从彦不惜变卖家产，到洛阳向程颐问学。杨时十分喜欢这位弟子，曾说：“惟从彦可与言道。”罗从彦“尽心力以事龟山，抠衣侍席二十余载，尽得不传之秘”，著有《春秋解》《语孟师说》《中庸说》《圣宗遵尧录》《二程龟山语录》《诗解》等书，并先后在莲城（今福建省连城县）冠豸山等地讲学，传播“二程”和杨时的理学思想。

杨时曾对罗从彦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雍容默会于燕闲静一之中，黜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焉。”“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杨时集·语录》）这一“静中体认”观把《中庸》一书提出的“已发未发”说转向具体的修养实践的“体验未发”，以求达到与物同体。罗从彦听从杨时的教诲，“终日危坐，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主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

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李侗，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李侗听说罗从彦得“河洛之学”于杨时，于政和六年（1116）入罗从彦之门，罗从彦授以《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李侗讲诵之余，效法罗从彦，终日静坐，体会“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天下之理“莫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而各有条理”。李侗以其学识教授门徒，而培养造就了朱熹，这是他一生得意处，也是他万世之功所在。《宋元学案》作者之一的全祖望云：“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在延平首次拜见李侗。当时，朱熹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李侗对朱熹“说禅”不以为然，只教他多看“圣贤言语”。此后，朱熹逐渐看出“释氏之说”的破绽，而对“圣贤言语渐渐有味”。绍兴二十八年（1158），朱熹卸同安之任后再到延平，向李侗求教。此后，除书信往来外，朱熹又多次到延平求教，有时住上数月。朱熹说：“去而复来，所闻必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是。”朱熹从此摒弃释、道杂学，一心向儒，穷研圣学，终成大器。 

《五经朱子语类》书影

三、杨时在闽北讲学，有很深的人脉，为朱熹后来在武夷山一带讲学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宋代时期，将乐与延平等地同属南剑州，两地人缘、文缘关系密切。杨时15岁游邵武，学有声望，与李纲的父亲李夔同学。后来，杨时与李纲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力主抗金，反对议和。李纲曾为杨时做画像赞：“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杨时中进士后，经常驻邵武和平书院讲学，前来受业者众多，其中卢奎、何镐、李郁等为最，精传杨时的理学。《南平县志》载：“且查杨龟山适之裔孙居延之玉地鸠源乡者聚族数百户。”现玉地村尚存杨氏祠堂，保存着清康熙皇帝御赐杨时的“程氏正宗”御书原件。南平有纪念杨时的龟山书院、道南书院、道南祠等。“延平四贤”之称始于宋代。

杨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桃李满天下，弟子1000余人。他经常在闽北武夷山一带讲学，同学、学生、亲友众多，有很深的人脉，为朱熹今后在武夷山一带讲学生活50年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对朱熹有重要影响的主要人物有：

胡安国，字康侯，崇安人，曾从学杨时的同窗谢良佐，北宋绍圣四年（1097）登第何昌言榜甲级进士第三名，官至宝文阁直学士，与杨时是道学挚友。谢良佐在世时，曾对胡安国说：“龟山精于师说，你可向他请教。”此后，胡安国多次写信给杨时问学。北宋崇宁三年至南宋绍兴元年（1104—1131），杨时先后回五封信，答胡安国问学，并对寄来的安国所作《春秋》的部分书稿内容大加赞扬，说：“探瞔精到，恨不及见全书也。”绍兴二年至四年（1132—1134），杨时多次与胡安国通信。绍兴五年（1135）杨时病逝，胡安国撰写了《龟山先生墓志铭》。

胡宏，字仁仲，号五峰，世称五峰先生，崇安人，胡安国之子，湖湘学派创立者。幼事杨时、侯仲良，学习二程理学。主要著作有《知言》《皇王大纪》和《易外传》等。其成就卓著，终成南宋初期对振兴理学起了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朱熹与张栻、吕祖谦围绕胡宏最有名的著作《知言》进行探讨、增删，题为《胡子知言疑义》，收入本人的文集之中。胡寅，胡安国弟胡淳之子，尝从杨时学，与弟胡宏一起倡导理学，对湖湘学派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刘勉之,字致中，世称白水先生，崇安人，杨时的学生。淡泊功名，一生不仕，闭门讲学。主要弟子有朱熹、吕祖谦等。他与胡宪、刘子翚讲学论道，研究理学。他的友人朱松病逝前夕，曾托付他“戒其子熹受学”。朱松嘱咐少年朱熹拜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为师。刘勉之像对儿子一样教导朱熹，后又将女儿嫁给朱熹。《宋史》载:“熹之得道，自勉之始。”朱熹得到刘勉之、刘子翚、胡宪等人的教育关怀，健康成长，终成大器。

刘子翚，字彦冲，号屏山，世称屏山先生，崇安人，刘子羽之弟。与胡宪、刘勉之为道义交，朱熹曾从之受业。刘子翚告诉朱熹，要从《易经》中寻找入道的路径，并以“不远复”告诫朱熹。刘子羽为朱熹的义父，给朱熹取字元晦，希望他成为一个外表不露、道德内蓄之人。

李郁，字光祖，世称西山先生，光泽县乌洲人。幼从母舅陈瓘学习理学，转谒杨时于余姚。杨时异常器重他，把他招为女婿。从学十八年，后成为杨时学术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之一。著作有《易传》《参同契注》《李西山文集》等。杨时去世后，学者称：“欲得真经，必从郁游。”朱熹对他非常崇敬，曾评论说：“熹少好读程氏书，年二十许时,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论孟诸说》，读之又知龟山之学横出此支，而恨不及见也。” 

武夷山朱熹园朱熹雕像

庆元元年（1195），朱熹被罢官，揭开了庆元党禁之幕。庆元三年（1197），伪学之禁列出了伪学名单，朱熹处境危险，一度外出避祸，后来转危为安。朱熹投书称师于李郁的外甥、兵部尚书并右丞黄中。应该说其中也得益于杨时。

朱熹在武夷山著书立说、开坛授徒50年，有70余部著作遗世，创立书院、修葺草堂20多处，门生数千人。他创立的闽学（朱子学）影响至今。在宋代“崇尚文治”的背景下，从杨时到朱熹，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形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型人格，把“修齐治平”视为崇高的理想追求，为后人树立起学习楷模。从广义上说，他们对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2期；作者肖胜龙为福建省将乐县杨时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将乐县委党校原高级讲师，郑文芳为中共将乐县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