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留几折戏，漫道一场空

陈欣欣

1981年为了培养福建编剧后继人才，福建省文化局在省艺术学校成立了编剧大专班，我成了这个班的旁听生。编剧班师资力量不足，父亲陈贻亮便带着戏研所的辅导团队加入编剧班写作课的授课工作中，并带着学生直接融入福建戏剧创作的各种活动中，使我们能在全省的戏剧创作中汲取养分。不久，郑怀兴的《新亭泪》横空出世，轰动全国戏曲界，也看得我目瞪口呆！这部戏与传统戏曲的写法完全不一样，它有一种力量撼动着我的心。《新亭泪》《状元与乞丐》《魂断燕山》获得全国第一届曹禺戏剧文学奖，三位编剧到北京领奖回来，立即就来到我们编剧班谈他们的创作感想，听得我们如痴如醉。后来，福建又有一大批剧本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在学写戏的起步之际，正是这些优秀的剧本滋养着我，我反复阅读这些剧本，注视着这些剧作家如何用生命在素材上耕耘，聆听着他们发出的每一声灵魂呼喊，感受着他们深邃的思考……

郑怀兴的剧作当然是我最关注的。我爱听他谈有关创作的问题，每回听说他来福州了，便呼朋唤友追到他的住处。但那时的怀兴很腼腆，不爱说话，他总说他“土”，说话又结巴，谈不出什么名堂。有人终于想出办法，只要灌他几杯酒，郑怀兴就判若两人，变得激情四溢，说话也不结巴了。听他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是我最自卑的时刻，他才大我4岁啊，怎么就能博古通今，想得那么深，那么远？他让我望尘莫及！一次酒酣耳热之际，怀兴突然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和你哥哥将来如果不孝顺贻亮老师，我饶不了你们！”我愣愣地望着他，从那一刻起，在我心中他就成了我的兄长。

年轻时曾有机会和郑怀兴、周长赋、王仁杰等剧作家一起出差，每一次都收获满满。当年没有网络，福建很闭塞，很多好书买不到。每到一个大城市，怀兴他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我像跟屁虫似的，他们买什么书，我也买什么书。跟着他们读了几本书后，我便狂热起来，整天和人讨论第三次浪潮，讨论奥尼尔、迪伦马特，好像自己什么都懂，看每一部戏都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开始大胆地质疑郑怀兴的剧本。

郑怀兴在《新亭泪》之后写了一本现代戏《故乡月》，那时王评章先生刚从厦门大学毕业，才20几岁，他带着我和伍经纬（曹禺剧作奖《金魁星》的编剧）到宾馆和怀兴谈意见。我和伍经纬还是编剧班的旁听生，就敢对着已蜚声全国的郑怀兴口无遮拦，唇枪舌剑，怀兴默默地、认真地听着，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后来，他放弃了《故乡月》，再后来，他写出了《鸭子丑小传》。当《鸭子丑小传》获得第三届曹禺剧本奖时，我比郑怀兴更兴奋，到处吹牛：“要不是我们毙了《故乡月》，哪有《鸭子丑小传》？”从那以后，我终生坚持对每部戏每部剧本说真话，哪怕有时会引起非议、误会，也无所谓。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坚信在艺术上坚持说真话，才是对创作者最大的爱护和尊重。

     莆仙戏《丑小鸭》剧照

犹留几折戏，漫道一场空1985年，武夷剧作社成立了，郑怀兴是当然的社长人选。剧社成立那天，社长必须发言，怀兴本来就口吃，面对大场面，他越紧张越使劲越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发抖的手握着的几张稿纸簌簌发响，那声音被麦克风放大，笑得我们前仰后翻。即便如此窘迫，他依然结结巴巴，豪情万丈地代表18个倡议成立剧社的中青年编剧喊出“要创立一个有福建特色的戏曲文学新流派”！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时的我们如此狂热，如此自信，如此目空一切！事实证明，这个“戏曲文学新流派”从未形成，因为每个编剧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不可能形成某个“派”。但武夷剧作社却令我终生难忘，当年每次开会都犹如上战场，不论是已成大家的郑怀兴、周长赋、王仁杰，还是无名小卒的剧本，我们都敢开足火力，畅所欲言，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争辩、交锋，在这样开放自由的环境里，我们不断进步。而作为武夷剧社的创始人和老社长的郑怀兴，也以他杰出的艺术成就和人格力量，铸造了武夷剧社的精神。

从《寄印》《傅山进京》以后，很多剧种都上演了郑怀兴的剧本，郑怀兴不再只属于福建，他走向了全国。随着他创作的剧本数量不断增多，产生的影响不断扩大，他得到的赞誉也越来越多。尽管他已成为中国天花板级的编剧，我依然只想当他忠心耿耿的小妹。每次他来谈新的剧本构思或发来新创作的剧本，我总是提出很多犀利、尖锐的意见。记得看了《青藤狂士》的初稿，我非常不满意，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年轻的研究员张帆亦有同感，那时怀兴正住在福州二女儿家中，我们俩商量后立即找上门，对着他长枪短炮一阵扫射。我们感到他的创作状态不佳，劝他不要急着写，先休息一段。他并没有休息，没几天又发来了修改稿，我欣喜地打电话告诉他，这一稿有了大突破。后来他到福州开会时，特地来谢我，说是我逼得他对剧本重新进行思考。当然，我的犀利和尖锐有时也让他受不了，他会跟我争辩道：某某人说他写得很好，我也毫不留情地反驳：他不懂！有一两次我甚至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于是我也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对郑怀兴太狠了？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每部作品都是杰作，我为什么要这样逼他？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日渐衰老，我的心也软了，对他的火力也渐渐减弱。

我和怀兴曾有过一次合作，有家电视台请怀兴去写一部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电视剧，怀兴邀我合作。我们在广州租了一套单元房，我和怀兴碰戏写戏，燕英嫂子为我们做饭做菜。虽然我们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但当一大堆材料摆在眼前，让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之艰难时，不禁心潮澎湃！我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发现彼此的艺术感觉如此默契，总能互相碰撞出好戏。而面对中国这一段重要历史，我们共同的感受是：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仅仅是办几个厂，修几条路，建几座桥，更重要的是人的改变，人的成长，人的自立！这部《风帆起珠江》电视剧本初稿写出后，引起了争议，有的领导说非常精彩，可以立即拍摄，但电视剧中心的负责人却说剧本缺少情爱等商业元素，可看性不够，只能先付我们百分之五十稿酬。郑怀兴拍案而起说：“这么严肃的题材，怎么能走商业化的路子？”怀兴问我怎么办？我回答三个字“听你的！”于是，我们第二天就打道回府，连那百分之五十的稿酬也不要了！那份稿酬在当年相当可观，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书生意气，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庆祝改革开放40年时，北京有家影视公司筹拍一部反映福建改革开放的电视剧，有人给这家公司看了《风帆起珠江》剧本，这家公司打听到郑怀兴正在北京，便由怀兴的好友带着追去找他，一定要他担任这部新的电视剧的编剧，他们认为《风帆起珠江》中很多好的人物性格、细节都可以移植到这部新作品中。郑怀兴不便拉下脸推辞，就说：“这件事要由陈欣欣决定。”他马上打电话跟我说了此事，我骂道：“你怎么把球踢给我了？”他为自己的滑头而得意，呵呵地笑个不停。他叮嘱我：我们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改革开放是中国极其重要的一段历史，我们不能随大流功利化地去写这段历史，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几天后，制片公司一大班人追到福州找我，我干脆地回绝了。但对方死磨硬缠，他们说选定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公司曾邀请全国许多金牌制片和《人民日报》等大报的记者关门三天，认真地读剧本并进行打分，才作出决定的。我好奇地问：那你们给了多少分？制片方说大家一致认为《风帆起珠江》的人物性格、细节、台词的功力，至少在85分以上。后来这家公司拉着我再追到仙游，他们答应让我们按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写剧本，并开出巨额的稿酬。过了几天，突然又传来换编剧的消息，也许是我们的坚持不合时宜吧？怀兴很阿Q地对我说，这部没拍成的《风帆起珠江》，我们才是胜利者，我们经受了名利的诱惑，坚持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郑怀兴能洞察人世的忧患，却有鲜为人知的保守观念。他排斥西医，身患糖尿病十几年，不吃西药，宁可相信民间的土方。我请求他要监测血糖值，要每年做体检，他却总是不屑一顾。几年前开会时，我发现他精神萎靡不振，叮嘱他回去一定要查一查血糖。过了些日子，他来电话说他的血糖值竟高达19 mmol/L，住院时医生说，由于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他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如果继续看电脑、手机，很快会双目失明。他说得很平静，我心里却响起一声惊雷！王评章说“写作是他生命中的生命”“他是被写作追逐的作家”“他是穿上写作的红舞鞋的人”。如果不能再看书、再写作，他怎么办？我劝道：“不要再写了，你已经著作等身，也该歇一歇了！”他一一应允，可我明白他根本做不到！果然，此后他又冒着双目失明的危险，写出遗作《烟波迷月》。郑怀兴为这个世界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那些戏中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的爱与恨，留下了这个时代文人的傲骨，文人的尊严，文人的高贵。

（作者系福建京剧院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