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3 10:33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马照南

 

我与《福建文学》

马照南

 

《福建文学》走过70年辉煌岁月。70年来,《福建文学》(曾名《福建文艺》)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发表了许多深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好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福建文学艺术的摇篮,许许多多文学青年在此接受培训,发表作品,走上文学的道路。曾经年轻的我,也有幸参加《福建文艺》举办的写稿学习班,并借用在编辑部学习工作,度过人生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

 

霞浦学习班

霞浦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小城。依山傍海,城中街道错落有序。1975年初春,我们文艺评论学习班大概30多位学员,一早从福州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翻山越岭,傍晚时分,住进了霞浦县招待所。这是一座三层砖房,是新建的,算是霞浦最好的房子。站在楼房阳台,可以望见不远处的海湾,远处是大海。

就在学员们信心满满,准备学习写作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主持这个班的魏世英老师得了肠粘连,剧痛难忍,当夜住进县医院。学员们议论,认为来学习一次很不容易,《福建文艺》文艺评论板块很强,主要是因为有魏世英。魏老师194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大家担心,主要老师生病,这个班怎么办?

第二天上午,蔡海滨老师召开会议,说明情况。蔡老师为人谦和,分析问题精到准确,排兵布阵井井有条。学员们担忧的心一下就沉静下来。会上分发恩格斯论文艺的著作以及《福建文艺》刊物,还有文艺评论文章等学习材料,让大家自学。同时安排学员们轮流到医院帮助照看魏老师。

轮到我照护时,魏老师躺在病床上,由于腹部疼痛,整个身体蜷缩着。我们只能用眼神交流。医生交代不能让患者喝水。后来,一位同房间稍年长学员回来,他说老魏口渴,给喝了水。他看了我一眼,用方言说我在照护期间没有给他喝水。似乎抱怨我年轻幼稚不会照顾人。同房间的林玉涵则用笑眯眯的眼神望着我,并没有责怪的意思。一两天后,医院不再留治魏老师,让医院救护车送他回福州。后来得知,肠梗阻患者一个时间段是禁止喝水的,喝水会引起肠胀气加重。这样,我们最主要的老师就不能够带领我们办好这个班了。

学习班采取措施加强指导力量。蔡海滨老师,加上学员中曾经在编辑部工作过的黄登辉老师,负责学习班工作。蔡老师提出,每个学员经过几天的阅读思考,都出三道评论文章题目。大家知道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往往是想好题目,文章就写成一半。出题目,对老作家老评论家不是难事,但作为新手的我,就觉得“压力山大”,只能笨鸟先飞,多下笨功夫。当时只能阅读编辑部带来的《福建文艺》和各种学习资料,特别是反复阅读恩格斯论述,阅读《福建文艺》,不仅读编辑部带来的,林玉涵和学员也带来几本。渐渐地,我在阅读中发现一些作品描写人物太“高大上”,还有一些细节不够真实。我理解恩格斯所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该体现在作品方方面面。具体的人生活在具体环境,应该把具体环境写好。由此,人物典型性要通过典型情节和细节的展开来表现。于是,我拟了《可信可亲可敬可学》等题目。我与林玉涵商量可否以此题目上报,他赞同。没想到,我拟的三个题目都入选。

几天后,蔡老师和黄登辉老师找我谈。对我提出的选题作具体辅导,详细谈到写作中注意的问题。开始,我把文章分“可信可亲可敬可学”四个层次写。初稿形成后,改了几次,达不到要求。蔡老师反复考虑,认为题目偏大,适宜写大块文章,他建议从比较容易掌控的具体人和事入手写。我又反复阅读作品,分析为什么人物给人感觉太“高大上”?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写好“做什么”,对“做什么”加以拔高;对“怎样做”,“为什么做”写得不深不细。读者感到“根据不足”。

我又以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认为“细节的真实”是实现典型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指出有些作品对细节的描写不是很重视。有的除了人物的英雄行为和空洞的豪言壮语外,细节少得可怜,人物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有的则不顾客观实际,臆造“典型细节”,使作品“失真”。我和学员们交谈中,大家说,煤矿的“冒顶”,就是塌方,是严重的事故。有篇文章为了突出英雄人物,说他飞上棚架,用身体顶住岩石层的塌方。这样显然不真实。还有的让售货员拿着秤锤敲东西,作为度量衡工具,也不合适。我把大家发现作品中存在的不符合生活常识的瑕疵也写入文章。“这种细节完全违背了生活真实,犯了鲁迅先生嘲笑过的广州雪花大如席的错误,弄巧成拙,直接损害了人物形象。我们的作者原想在英雄脸上画两道油彩,但却把浓墨给涂上去了。”在蔡老师指导下,这篇文章以《要写出足够的根据》为题发表后,各方面反映比较好。

 

鼓屏路18号

几个月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借用到《福建文艺》编辑部。这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我感到非常兴奋。《福建文艺》编辑部设在鼓屏路18号,是一座两层苏式旧楼房。东西边是大办公室,中间是楼梯,走廊外竖着四根方正砖头柱子。踏在木地板上,咯吱作响。当时《福建文艺》隶属省文化局,与省文化局一道办公。编辑部设在靠东的鼓屏路一边,大约只有三四间大小办公室。大办公室摆放五六张办公桌,也是编辑部会议室。后来在主楼后面的平房又拿到了两间办公室。作为诗歌组和临时来编辑部的同志使用。这样我可以有相对固定的办公室了。

住的地方比较简陋,是在破旧礼堂后台的一个狭长房间。礼堂早已废弃,似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唯一的用途,就是经过简单整修,隔了一间木板房。摆放五六张床,归编辑部来改稿的同志住宿。来改稿的不乏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估计是当时住房紧张,早先调来的年轻诗人朱谷忠也住在那里。他住靠窗口一边,我住靠门口一侧。朱谷忠热情地介绍编辑部有关情况,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各种困难和问题,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这个新“房客”。

第二天,老魏抱来厚厚一大沓来稿,对我说,“你先看稿,有好的,写个意见。”读来稿,是编辑基本功,是学习的好机会。那一段时间,评论组只有老魏、老蔡和林斯定三位同志,林斯定还负责其他工作。我便认真看稿。当时,评论组安排我阅读处理来稿,一方面是人手少,更主要的是培训我,通过这样的训练,让我尽快入门,辨别文章的优劣。当时来稿以厦大中文系师生为多。我反复阅读来稿,做好笔记。经过综合考虑,每一篇都写出意见。当时有机会和老魏交谈,就针对来稿提出看法,交换意见。同时我看了编辑部同志借给我的老魏的《起步集》,这是一本杂文和文艺评论集。其中有《看女排五号随感》《新型英雄存在着的铁证》,有《红楼梦与闽剧晴雯》《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看法》,还有《燃烧的生命,十月革命的英雄》等等,读后受益良多。

一天,老魏来到办公室,询问看稿读稿情况和体会。他说,这方面工作继续做,下一段,要重点练练笔,让我写一篇写人与写事方面的文章。写人与写事同样是大题目,我写了几稿,老魏都认真看,提出意见。后来,因为刊物需要,让我先写一篇作品评论文章,我比较快就写好了初稿。受当时风气影响,文章穿靴戴帽比较多,概括不够精准,层次不够分明。老魏就和我分析,如何提炼主题,如何开门见山,如何直入主题,如何谋篇布局。他说,他年轻时,当晚看戏,回家就写评论,一天一篇。后来,老魏又让我自己出题目写文章,我选择以对比方式来论述。从鲁迅先生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谈起。在文章中我引用鲁迅先生的有关语录。老魏看了之后,总体肯定。他指着文章对我说,这一段话,是鲁迅先生早期的观点,后来改变了,用在这里不合适。老魏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帮助我打开了写作的天窗,也养成了审慎的学习和工作习惯。

在编辑部,和文艺大家相处是最好的学习机会。那时集体评稿和学习比较多。每次学习,气氛热烈。学习一般由苗风浦和应端章主持。苗风浦是《福建文艺》的主要领导,他高高的个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个子高,常弯下腰,有一些驼背的样子,他的双眼常常充满血丝,那是看稿审稿改稿过度的缘故。他话不多,但是非常称职的领导,编辑部大家都敬重他,他写过充满生活气息的《二十响驳克枪》,196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一直很受欢迎。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口气竟印刷100万册。老苗一直坚持质量立刊,追求文学的高品位。小说组张是廉、诗歌组陈钊淦发言比较积极。郭风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浪漫主义情绪。他非常乐于助人,由于年龄大,晚上8点就得睡觉,第二天早晨4点就起床看稿写作,这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何为发言总是严谨、不紧不慢的,平时不苟言笑,有时觉得很严肃,甚至有些威严,他总是很注意自己的衣着举止,很有绅士风度,实际上是一个很幽默、很风趣的大作家。还有何泽沛、姚鼎生、袁荣生等老一辈文艺大家。

在编辑部工作也是读书的好时光。过去没时间读、读不到的许多书,在这里补了。为了让我多读书、多读文艺理论文艺经典,老魏每天上班从家里背一包书来,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杨桥路红砖楼

过了几个月,有消息说《福建文艺》编辑部要搬到杨桥路靠近西门红砖楼,与福建省总工会、福建省文化局(后更名为福建省文化厅)合署办公。

我们就去帮助郭风、何为等老同志搬家,从黄巷搬到白马河边上小平房。记得何为两个帅气的儿子堂堂、亮亮都来了。“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大家有说有笑,同心协力,很快搬完了。后来还帮助清理地基。多年后见到何亮亮,谈到这事,都感到编辑部很亲切,真是温暖的大家庭。

搬迁到红砖楼,我们的办公和住宿条件大大改善。评论组安排在一个朝南办公室。老魏老蔡让我和他们坐一起,相处同一室,工作起来更方便,我随时可以请教。

在编辑部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认识了许多文友。一次在闽侯甘蔗读书班,组织写农村题材,杨健民也是初次参加写作班,辅导老师就是郭风。有一天我在走廊上,他刚刚和杨健民谈完稿子出来。老人满脸高兴地对我说,“这次学习班很高兴!我认了一个‘孙子’,杨健民是我的‘孙子’。”老人那时患气喘,顿了一下又说,“我说这个稿子不行,他一个晚上就又写了一个,已经写好几个了。”我知道,郭风和编辑部作家一样,特别识才爱才,他真发现人才了。我记得健民那次发表的是《老俩口》,这也是他的处女作吧?同样是人才,那一次学习班张胜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指导老师是何为。我当何为的助手。在最后一次谈话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张胜友的宿舍里,胜友兄坐在床边。何为说,稿子改了多次,人物形象比较单薄,出不来,生活细节不够,比较干啊!何为习惯性地把稿子在手里抖了一抖。我知道张胜友一直生活在农村,有很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但因有事来得迟,写作时间短,他没有刻画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此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张胜友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成为光明日报社记者、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特别是他的电视政论文章,大气磅礴,具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体现出广阔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哲理意蕴。

最让人难忘的是我离开编辑部那天上午,所有的同志都下楼来送行。郭风当时有些气喘,上楼时每走一层都要停一停,歇一歇。他一层一层走下来,等一下还得一层一层地上楼,我心里觉得非常不安。大家都知道我这次回去,估计是很难再回编辑部了,编辑部为调我,多次发函。朱谷忠等多次到我单位协调,无奈工作单位始终不松口。那天朱谷忠大哥一直送我到火车站。大约过了两年多,1978年的一个夏天,我接到老魏的来信,他的笔迹总是那样的工整和严谨,我一看到信封就从心底涌起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老魏在信中说,知道我已经调到建阳地委宣传部工作了,还说了许多动情和勉励的话。都说人遇到好老师,是一生最幸运的事。魏世英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好老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最美的。草色,充满欣欣然的生机,象征着希望与未来。《福建文学》影响日隆,最重要的因素,是编辑部始终保持苗风浦、郭风、何为、魏世英等老一辈作家评论家的见识、眼界、胸怀;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文学事业的忠诚;始终保持对年轻作者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扶植培养;始终保持对福建特色文学精品的不懈追求。不管是谁,只要肯写作,《福建文艺》都欣然接纳,尽心扶植培养,借此团结凝聚了福建文艺界。《福建文学》,见证了70年来的小雨和草色,见证了福建文学事业的发展和兴盛。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委文明办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