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柏 翠 悲 歌

汪征鲁

陈劼君是我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俗称关山门弟子。博士生论文的题目一般可以自己选定，也可以由导师指定。这一次，我指定了题目——《傅柏翠传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资料后，陈问我：“原始资料很少。题目会不会太小？”我说：“题目虽小，但问题很多。要有问题意识，要小题大作。”陈君唯唯。

之所以选定这个题目，在于傅柏翠之传奇，其由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而被当时中共闽西特委肃反打成“社会民主党”，又中国国民党，又作为民主党派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又在其90岁高龄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气写下来，简直是绕口令了。他与国民党真刀真枪地厮杀过，也与共产党真刀真枪地厮杀过。然傅先生既不是有反骨的魏延，也不是三姓家奴吕布，而是在时代的大潮中，有不得已之苦衷，最后只好以万变存不变，以不可为之而为之。选定这个题目，还在于傅柏翠一度当过我的邻居。上世纪90年代，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在省委、省政府附近的华林路边盖了一栋八层高的大宿舍楼，家父汪大铭也分了一套。我们住在五楼，与我们毗邻的有四楼陈明义，他当时是福建省副省长；三楼傅柏翠，他当时是民革主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时我们家阳台上放了几盆花，每逢浇水时，水会从花盆底渗出，漏至陈明义家的阳台，陈家人多次告急，然舍弟汪小武毫不在意，依然故我，以致有一次，陈明义亲自打电话给汪小武，严肃批评。家母王曼知道后，马上在每个花盆下都垫了一个盘子。其实，陈明义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他后来当了省委书记，很关心老同志，那几年春节都会来我家向我父母拜年。当时，为了安全，每家的大门都设两道门，一道为钢筋铁皮制作的外门，俗称防盗门；一道为木制的内门。每每有人在家时只关外门，陈明义家和我们家均如此，只有傅柏翠家总是双门紧闭，给人一种侯门深似海的感觉。

                                    傅柏翠像

傅柏翠（1896—1993）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籍贯福建上杭蛟洋乡，出身大地主家庭。自幼聪慧好学，稍长思想新潮。1914年赴日留学，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由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回上杭当律师，兼任国民党上杭县党部常委，继而投身国民革命。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及日本作家武者小路的“新村思想”，遂于国共分裂后的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领导了上杭蛟洋武装暴动，担任了一系列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职务。如1929年6月，傅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当时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员，伍中豪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后二者均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翘楚^[1]。

1929年5月，红四军二次入闽，来到与古田蛟洋乡仅一山之隔的连城庙前，毛泽东、朱德、刘安恭联名去信傅柏翠云：“柏翠同志：红四军已入闽，部队来到庙前，请速来商酌有关事宜。”^[2]傅急速前往，与毛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6月，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改选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然生变故，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候选人毛泽东落选，改选了陈毅。毛甚怏怏，接着染病。林彪、傅柏翠前去探视，分送二百、一百大洋。^[3]傅柏翠还寻医问药，精心护理，极尽地主之谊。

傅柏翠一直有一个“新村”的乌托邦梦想，加入共产党后，又掺入了苏联集体农庄的体制，且百折不挠地在蛟洋实践。如他率先自动减租、退租；带头将家族土地分给佃农；倡导公田制，共耕共产，共同生活；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创办铁厂、米厂、造纸厂等小型企业；安装40余部电话；组织农会，创办农民学校；建立农民自卫军，等等。^[4]但他反对对地主阶级使用暴力，反对极左。他一意孤行，即使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后，在波诡云谲的形势下，也奇迹般地保存了这一块实验田。

福建上杭蛟洋

正是其反对极左，加之大地主出身、乌托邦理想、恃才傲物、乡土观念、沉溺古书等等，与闽西特委领导邓子恢、张鼎丞等产生了矛盾。当时的中共报告谓：“蛟洋区二十里周围，事实上政权在傅同志一人之手。党是傅同志的党，群众是傅同志的群众。”^[5]有鉴于此，傅柏翠也日渐消沉。

10月，中央“九月来信”明确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宽慰傅柏翠：“闽西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说你态度消极，爱看旧书。我的意见，你最好还是回部队去。如果不愿带兵，可以做些别的工作。爱看旧书，前委有一些没收来的书，我们可以一起看。红四军准备组织一个社会调查委员会，你来当主任。”^[6]

12月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要转战赣东，请傅柏翠同往，为傅婉拒。辞别时，毛拜托傅照料还留在上杭即将分娩的妻子贺子珍。^[7

1930年2月，经江西吉安县城，毛泽东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其中有“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翠柏”。^[8]后发表时因傅柏翠已脱离中共，而改此句为“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已成扼腕。当然，此诗的真伪还有争议。窃以为，在历史研究中，首重证据的真实，微妙处不妨探讨感情之草灰伏线的真实。“晚清风流数侯官”便是一例。

在红军时期，傅柏翠自视甚高，我行我素，目无余子。如古田会议前，毛泽东曾将会议文件请益于傅，而古田会议召开时，傅却借故缺席。傅也屡屡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争论，出言不逊。^[9]1930年，中共中央派邓发至闽西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党员代表大会，傅是大会代表，但拒不出席大会，引起公愤，有人罗织其十大罪状，最终大会开除其党籍。^[10]

1931年1月，闽西肃反“社民党”，定傅柏翠为闽西“社民党”特委书记。3月，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率红军新十二军及赤卫队二千余人进攻蛟洋。傅率部与之兵戎相见，遂与中共决裂。^[11]我的博士生闻昕著有博士论文《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详细论及其事。

上杭蛟洋文昌阁

老友福建党史专家蒋伯英，力主傅柏翠曾叛变革命，屠杀红军。其谓：“1931年傅柏翠叛变，正月二十九日（公历3月17日），以傅柏翠为首策动全古蛟武装攻打红军新十二军。驻在古田的红十二军没有防备，被叛徒突然袭击，受到很大损失。”“时任红十二军一〇一团特务连长彭胜标回忆，部队驻扎在古田，傅柏翠进攻我们，我军参谋长、连长被打死。”^[12]

当时中共福建省委临时组织书记蔡协民向中央报告云：“北四区到庙前一带，都成了傅的势力范围，在傅贼领导之下，取消苏维埃，成立了民团，曾出兵攻打一次新泉赤区，并经常以武力与我们作对。水、汀、连革命势力的联系被他截断。”^[13]

1931年5月，傅柏翠向国民党四十九师张贞所部旅长杨逢年投诚。其投诚函后以《傅柏翠反正后表明心迹之一函》为题于1931年7月29日在《福建民国日报》刊出。其中有云：“窃翠在民十六以前，本一三民主义的奉行者”，后在“清党”时“迫不得已，始铤而走险”，加入中共。但看到“共党政策荒唐，措置乖谬，遂深悔从前举动之孟浪，觉陷身污泥，非急图拯救不可”，要“誓与该党决心奋斗，挽狂澜于既倒”。^[14]

这之后的18年，傅柏翠虽以国民党的名义统治蛟洋，又游离于国民党实权派之外；与中共对立，又不时暗通款曲。他是在走钢丝。

直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5月，傅柏翠以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的名义领衔起义。之后，赋闲候命。其之吉凶，在未定之天。1950年初，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意外地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毛关切地说：“闽西傅先生情况怎样，身体如何？如果还行的话，请他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嘛。”^[15]其中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张不敢怠慢，当即叫龙岩地委书记伍洪祥亲自护送傅先生到福州。旋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最高法院院长。傅政法出身，任此实职，礼遇备至。毛泽东念旧，前有章士钊，后有傅柏翠。

顺便说一句，张鼎丞对毛的耳提面命，心有保留。1978年，毛泽东去世才二年，中共龙岩地委为做好古田会议五十周年筹备工作，特派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延寿等专程赴京，向闽西中央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张鼎丞作筹备工作的汇报与请示。现存古田会议纪念馆的《张鼎丞接见任延寿等的谈话记录》有云：“蛟洋暴动可以宣传，主要是宣传党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傅柏翠这个人不好。蛟洋的群众很好。1929年红四军成立四纵队，我是政委，傅柏翠是司令员。这个人争权夺利表现不好，以后叛变了。”^[16]当时傅柏翠还在世。

蛟洋红军医院旧址

然毛、张的好意，曾一度把傅柏翠放到炉火上烤。解放初，各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法院院长要批判决书，朱笔之下的名字每每有亲朋故旧，令傅寝食难安。后来傅改任省文史馆馆长。其间如何运作已不可考。

“文革”结束后，傅先生出任省民革主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项南主政福建时，力挺福建地下党与民主人士。据说，在总书记胡耀邦视察福建时，项引见了傅。胡称傅为“革命老前辈”，傅泪眼婆娑。傅90岁时，以项南为书记的福建省委批准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7]项做事特立独行，又宽厚为怀。为此，友人的父亲、自1937年2月后一直坚持在闽西的老红军谢毕真愤愤不平地感叹：“我与傅柏翠厮杀了一辈子。”

新中国成立后，身处中共革命的气场，傅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前倨后恭，于此为甚。

以傅柏翠的遭际，他有九条命也死透透了。猫有九条命，傅柏翠有十条命，他终得善终，活到98岁。然他苦苦追求的“公田制度”“共家运动”终归是乌托邦的幻想，尽管在微观上，其在蛟洋有所实践与成绩，但在宏观上，在现代历史的长河中，注定是要失败的，“人民公社”即其例。不知在上世纪“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的年代，傅作何观感？失败后，又作何观感？这正是他的悲歌所在。他是中国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6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1][15][17]陈赛文、黄宁、傅柒生著：《传奇名人——傅柏翠》，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第173页、第196-198页。

[2]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上杭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3][7]姚鼎生著：《曲折的前半生——傅柏翠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第35-46页。

[4]温祖荫著：《三弦和鸣——诗书文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5]《向省委的报告（滨字五号）》（1928年7月2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第77页。

[6]童瑶：《毛泽东与傅柏翠在“古田会议”前后》，《中国统一战线》2014年第12期。

[8]汪建新：《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赏析》，《解放军报》2021年10月11日。

[9]傅柏翠：《闽西早期革命斗争回忆》，《上杭党史资料》第7辑，第76页。

[10]《中共闽粤赣特委开除傅柏翠党籍的通知》（1931年1月27日）、《中共闽粤赣特委给罗明的信》（1931年1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集（1930-1931）》，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8页。

[11]《家、弼、霖自闽粤赣苏区来信》（1931年3月23日）、《中共闽粤赣特委报告第二号》（1931年3月28日）、《中共闽粤赣特委报告第三号》（1931年4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集1930-1931》，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80-84、11页。

[12]蒋伯英：《从革命到反叛：1927—1931年傅柏翠的人生轨迹》，《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

[13]《蔡协民关于福建工作情况报告》（1931年4月1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册，第158页。

[14]《傅柏翠反正后表明心迹之一函》,《福建民国日报》1931年7月29日。

[16]《张鼎丞接见任延寿等的谈话记录》（1978年5月20日），未刊稿，存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