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14 16:27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晏建怀

朱熹在辞官路上迅跑


白鹿洞书院

《宋史·朱熹传》中的“辞”字竟达32个之多,其中仅有5个“辞”是文辞,其余全部是朱熹辞官的表述。也就是说,朱熹一生至少有27次辞官经历,辞、力辞、又辞、再辞、辞不拜、以疾辞……

那么,朱熹作为科举制度下的儒生,做官本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道,他为什么要屡屡辞官呢?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出生于福建尤溪。14岁那年,父亲临终前,将朱熹母子托付好友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刘子羽,并让他投至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诸位名儒门下学习。刘子羽感念好友旧情,收朱熹为义子,在自己的宅旁建造紫阳楼,供其母子居住。对朱熹则如亲子一样悉心教养,让他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通过学习,朱熹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通过生父和义父的言传身教,又培养了他满腔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金思想。生父朱松,因为上书反对议和而被贬,抑郁而终;义父刘子羽,曾是南宋川陕前线的抗金名将,后因多次反对秦桧投降乞和,遭到报复和打击,最后干脆辞官归乡,隐居崇安五夫里,不问世事,颐养天年,同时悉心教育朱熹,直到去世。

绍兴十八年(1148年),19岁的朱熹考取进士,授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同安区)主簿,从此进入南宋官场。宋朝主簿只是一个掌本县官物出纳、注销簿书的九品小官。官职虽小,但朱熹履职奉公,勤政务实,热心当地教育。一干就是5年。任满后,宋高宗闻其贤名,召他赴京面见,朱熹以病辞谢。随即,他正式拜理学家李侗为师,砥砺苦学,埋头钻研。李侗是杨时的学生,杨时又是程颢、程颐的学生,朱熹因此成了“二程”的三传弟子,承袭“洛学”正统,为将来把儒学发扬光大,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一段时期,他在亦学亦教中过着自由自在的耕读生活。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鉴于朝廷过去对金的软弱,宋孝宗试图振作,因此广开言路。朱熹先上书三札,后又应召到京入见,当场向宋孝宗提建议,强调抗金是国家和民族的唯一出路。然而,新朝再次向金割地赔款,俯首称臣。朱熹见自己的主张与朝廷政策不合,知道做官也无多少作为,遂辞官而归,回到了居住地崇安。

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朱熹因其渊博的知识和创新的著述,引起朝野的广泛关注。参知政事(副宰相)陈俊卿、同知枢密院事刘珙、工部侍郎胡铨先后向朝廷推荐朱熹,朱熹均以为母守丧未终推辞。三年丁忧结束,朝廷召入授官,朱熹以“禄不及养”(薪水不够养活家人),辞。乾道九年,宰相梁克家推荐朱熹出任枢密院编修官,朱熹又辞。梁克家上奏宋孝宗说,朱熹屡召不起,淡薄权位,应予褒奖。宋孝宗说:“朱熹安贫乐道,谦让可嘉。”为褒奖朱熹,特授他既轻松又有俸禄的祠官: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怕别人闲话“求退得进”,于心不安,再次推辞。直到淳熙元年(1174年),才勉强接受。不久,宋孝宗又拟提拔朱熹为秘书郎,朱熹力辞,并自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闲职,归乡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去了。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命朱熹为南康军任知军,为了使他能够接受此任,宋孝宗特降旨,让他“便道之官”,意思是让他不用入朝谢恩,由家直接赴任。朱熹又辞。这次,宋孝宗铁了心要看看朱熹理论之外的实干才能,故尽管朱熹以身体有病为由,四上《免知南康军状》,反复推辞,依然不准。朱熹无法,只得接受。

南康军,属江南东路,背倚庐山,面朝鄱阳湖,下辖星子、都昌、建昌三县,治所置星子县,素有“西江锁钥”之称。朱熹赴任后,正值南康久旱无雨,农田绝收,灾情严重,为使天灾不至于演变成人祸,救老百姓于水火,他下令,丁钱、和买(政府春季贷款给农民,夏秋时令农民以绢偿还)、役法诸事,凡有不利于老百姓生活的,悉数调整或革除。为了筹集救灾粮钱,朱熹力劝部分南康富户捐出救灾粮食近两万石,老百姓终于安然度过了灾年。为了感谢富户们雪中送炭,他曾多次请求朝廷表彰奖赏这些“纳粟人”。

朱熹在知南康军期间,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重建星子县境内位于庐山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当时号庐山国学,宋初在此建立书院,后毁于兵火。朱熹看到白鹿洞书院破败不堪,遂向朝廷奏请重建书院,得到朝廷许可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了书院的重建工作中。一面筹集重建书院的专款;一面为书院购置了田产,当作书院运转的资费来源。在此基础上,广泛征集书籍,作为书院藏书,除自己讲学外,还聘请名师前来授课。不久,白鹿洞书院便跻身“中国四大书院”行列。

南康军朱熹塑像

淳熙八年(1181年),全国大旱,老百姓处于水火之中,宋孝宗下旨让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弊。朱熹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并历数宋孝宗远贤臣、近小人导致号令不是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权臣之手的弊政。有奸佞献计,“以职务和政事困住他,使他无暇说三道四。宋孝宗从计,任命朱熹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命朱熹无“即日单车就道”。当时,浙东七州四十余县久旱不雨,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农田龟裂,赤地千里,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熹了解灾情后,为救民于水火,急急上任。经过一番调研,采取下拨米钱赈济灾民等几项紧急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灾情。对此,宋孝宗给予“朱熹政事却有可观”的好评。可是,浙东事毕,朱熹又一次辞官而归。

淳熙十四年(1187年),宰相周必大推荐朱熹出任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他以疾辞,朝廷不许,只得赴任。他在入京奏事时曾向宋孝宗说了一番耿直的话语:“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宋孝宗竟淡淡地说:“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朱熹又以口说未尽,再向宋孝宗上疏,建议宋孝宗处理好六大要务,分别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疏入,依旧石沉大海。到了宋宁宗继位,朱熹依然故我,力辞,无一丝富贵之图、权位之恋。

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以此掀起了一场对朱熹和理学的清算,斥理学为“伪学”,朱熹为“伪学魁首”。朱子门人流放、坐牢者甚众,史称“庆元党禁”。庆元六年(1200年)春,朱熹在忧愤中去世,享年71岁。

朱熹在南宋官场沉浮进出50年,真正任职从政的时间断断续续27年左右。他之所以屡屡辞官,既非所谓“求退得进”,更非沽名钓誉,而是源于对南宋朝廷因循苟且、屈辱忍让、一隅偏安的深深失望。于是,他另辟蹊径,集中精力著书育人,希望潜心改造儒学,力图通过改造的儒学来改造时代的精神和心灵,继而改造世界。

同安孔庙

朱熹题“同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