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12 10:54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李玉勤

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他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记老革命家王维舟


王维舟

王维舟,1887年6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东乡县(1914年改名宣汉县)清溪场。早年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后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不久回到东乡成立“东乡保路同志军”。1911年11月30日,王维舟担任东乡武装起义总指挥,攻下东乡县城,宣布东乡独立。1911年12月2日东乡军政府成立,王维舟担任东乡军政府警备队长。1913年4月,王维舟考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绥定府任绥定警备司令。

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称帝。王维舟得知后,立即在绥定组织护国讨袁军,任第一纵队司令。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兴起护法运动,王维舟立即将护国军改为靖国军并任营长,后任团长和奉节县边防司令。后来,王维舟看到四川军阀各霸一方的混乱局面,决心离开旧军队,另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1920年5月,王维舟来到上海,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时,认识了朝鲜共产党员金笠。在金笠的介绍下,1920年5月,王维舟在上海参加了朝鲜共产党,并参加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0年夏,王维舟奉命赴苏俄学习。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正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国内物资极度匮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供应半磅黑面包。王维舟等人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1921年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纪念日,王维舟参加了莫斯科红场庆典活动,聆听了列宁的演讲,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2年春,王维舟回到北京,同著名革命教育家吴玉章等一起组织“赤心社”、“俄灾赈济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募捐支援苏俄。同年秋,他又来到上海。由于金笠被朝鲜反动派暗杀,王维舟失去了组织关系,自己独立在上海开展革命宣传和进行为苏俄募捐救济活动,把募捐的物资送到了莫斯科。正当王维舟有计划地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时,收到一封急电:“母亲病危,疾速返川”,王维舟不得不离开了上海。1923年春天,王维舟回到了家乡宣汉县清溪场,任宏文小学校长。王维舟还于同年在清溪场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王维舟塑像

1927年,王维舟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这是王维舟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奠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先后两次派王维舟深入军阀部队进行争取工作。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两次死里逃生。1927年,王维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奉命回到川东,建立了川东游击军。1929年4月,王维舟等领导固军坝起义,向川东军阀刘存厚打响了第一枪。随后,革命风暴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刘存厚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游击军先后战斗数年,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但终因敌众我寡,游击军在1930年遭到了失败。1931年5月,王维舟参加了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的会议。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由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总指挥。会后,王维舟返回川东,在宣汉县芭蕉场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从此,川东游击军又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编成三个支队,王维舟兼第三支队长。

1933年夏,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南下,王维舟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和扩大,达2000余人。王维舟还派人前去联系红四方面军。10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前后夹击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在宣汉南坝场一战,歼敌8个团,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共将敌追至开江永兴、宝塔坝,开县之高桥关,使游击根据地迅速成为红色苏区。1933年11月,在宣汉县城西门外操场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中共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委。不久,四川军阀刘湘策动大小军阀向苏区发起六路围攻。王维舟奉命在宣汉东部担任从芭蕉乡至樊哙店长达100余公里的阻击任务及在西部配合红9军、30军担任50余公里的防务,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巩固了防御阵地。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肃反扩大化政策,给红33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后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

1935年初,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江。嘉陵江是四川境内四大河流之一,西岸共有川军53个团的兵力,布防六百里,筑有坚固工事,企图扼守险要地段,阻遏红军向西发展。早在1933年秋,王维舟率领—万多川东优秀儿女投入红四方面军被改编为红33军后,受到在党内大搞家长制的张国焘的歧视和排挤,红33军中有一千多人遭到张国焘的无端杀害。王维舟内心非常痛苦和无助,但他坚信革命前途,坚信党中央最终会给川东优秀儿女一个公正的评价。1935年初,渡江战役即将展开之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顶着张国焘的压力,起用王维舟。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川陕苏区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兰,出发时才10岁。年龄最大的是王维舟的岳母,年届五旬,并且是小脚。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王维舟和他参加长征的所有亲属,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

 

毛泽东与王维舟交谈

1935年长征途中,王维舟被派为先遣部队指挥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吴先恩负责筹集红军粮草。一天,他与王维舟率警卫人员前往一藏族寺庙,准备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在离寺庙很远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王维舟与吴先恩立刻下马,率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行。就这样几百米路程,他们个个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对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大活佛立刻迎了出来。大活佛看到领头的红军大个子王维舟气宇轩昂,猜想他一定是个大官,对他能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的做法非常感动。大活佛亲眼见证了红军将领对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习俗,立刻吩咐藏民们为红军筹集粮草,帮助红军顺利通过藏民区。

1936年冬,王维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王维舟与刘伯承等红四方面军负责人一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王维舟当面向毛泽东倾述“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33军的种种歧视的罪恶事实”。毛泽东认真地倾听着王维舟的每一句话,感慨地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的一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暂时保守秘密……”毛主席的话给王维舟以巨大鼓舞。

抗日战争时期,王维舟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等职。在385旅驻陇东庆阳期间,王维舟一方面坚持对敌作战,一方面领导全体官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开办了许多工厂,极大地保障了大后方的物资供应。1942年6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德总司令的文章《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维舟同志是我党的先辈,他的半生生活中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着……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朱德号召:“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徐向前、吴玉章、谢觉哉、萧华等人也都赋诗撰文,对王维舟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崇高的评价。

1943年1月,王维舟出席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奖状。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在审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的谈话中说:“王维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在“七大”上,王维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之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分别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悉川军将领、有着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王维舟重返故里,深感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笃伦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国民党反对派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找借口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安全回到延安。

 

王维舟纪念馆

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指挥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等战役。新中国成立之后,王维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6年,王维舟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56年,王维舟还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王维舟是一位资历老、年龄大的老一代革命家,与许多老同志和爱国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与党内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之间,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董必武提笔写道:“廿纪生经大半祺,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合春颐。”“文革”期间,谢觉哉已半身不遂,听说王维舟的家被抄,他专门要身边人员架着他,到王维舟家去看望。在艰难的时刻,他们互相守望,相互勉励。1970年1月10日,王维舟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党中央于1979年12月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王维舟补开追掉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胡耀邦等参加。1987年,四川宣汉人民在红33军成立纪念碑下为王维舟塑立跨骑战马的大理石雕像。像前石碑上,嵌镶着毛泽东书赠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