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胡愈之和邹韬奋的特殊情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铁蹄侵入我国东北，那时邹韬奋受到强烈刺激，他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生活》周刊从此办得有声有色，发行数量达到十多万份。韬奋的言论在青年中产生极大的影响。1932年7月，他又创办生活分店。出版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而工作。
夏衍曾说：“邹韬奋的转变，完全是胡愈之的功劳。韬奋的生活书店，胡愈之是‘军师’，他出主意，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文就此记述胡愈之、邹韬奋两人的特殊情缘。
一、胡愈之和邹韬奋结识缘于《莫斯科印象记》
胡愈之(1896-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浙江省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
邹韬奋（1895-1944年），原名邹恩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于福建永安。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2009年9月14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胡愈之191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作编辑练习生，刻苦自学，后来担任《东方杂志》主编。他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熏陶和“五卅”工人运动洗礼，思想日趋激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义愤填膺，起草抗议信，由郑振铎等七人签名，在《商报》上公开发表，谴责这一“率兽食人”的罪行。后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远走欧洲，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进步工人运动，并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31年春回国途中，他在莫斯科参观访问一星期，写下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一年内重印了五次，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邹韬奋读了《莫斯科印象记》，马上写出读后感，在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向读者推荐。他尤其钦佩作者胡愈之，很想向胡当面请教。“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愈之很快发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以国际法观点第一个提出断交宣战的抗日主张。邹韬奋更为激动，急切盼望会晤胡愈之。他的老友毕云程，少年时代即与胡愈之相熟，他便请毕云程前往预约。一天，两位文化名人终于见面了。邹韬奋向胡愈之提出了有关当前局势的各种问题，两人深入交谈达三小时之久。邹韬奋深受启发，当即约胡愈之为《生活》周刊写稿。他俩的友谊合作从此开始。
二、胡愈之和邹韬奋革新《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以沟通职教信息、谈论个人修养、进行职业指导为主旨，1925年l0月创刊。王志莘主编，印数只有2800份左右。次年，王另有他就，黄炎培请邹韬奋接任主编，这是邹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也是他认识社会、探索人生的开始。
邹韬奋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改进了《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从单谈职业教育、青年修养转向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文风崇尚有价值有趣味；刊物增加了篇幅并开辟“读者信箱”专栏，为读者解答疑难问题；同时成立书报代办部，代读者选购各种图书杂志，与广大读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经这样改进之后，《生活》周刊销数逐年成倍提高，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邹韬奋这期间的言论，他对当时社会所作的批评和他所提出的一些改革的主张，还都属于民主改良主义的范畴。胡愈之说，邹韬奋给他最初的印象是，“他是天真而热情的，但是，他对一般问题的了解不够深刻……”。
胡愈之对邹韬奋热情帮助。他通过为《生活》周刊写稿，评述国内外时事政治，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等等，使《生活》周刊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主持正义的舆论阵地。
胡愈之为《生活》周刊撰写的第一篇国际论文《一年来的国际》，发表在1931年国庆特辑上。内容是综述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内部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和困顿，介绍苏联的建设，并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这之后有半年光景，胡愈之因患伤寒症住医院。从1932年下半年起，他以“伏生”笔名，经常为《生活》周刊写国际问题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错综复杂、风云激变的国际形势。这些文章成为《生活》周刊新的特色之一，受到社会瞩目。别的刊物起而仿效，竟在出版广告中以署名“胡伏生”的文章招徕读者。《生活》周刊不得不发表声明：伏生文章只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胡伏生另有其人，不可鱼目混珠。与此同时，胡愈之又以“景观”的笔名撰写国内时事政治述评，如《大众利益和政治》、《革命的人生观》，还有《贪污论》、《廉洁论》、《领袖论》等，用革命的观点分析社会现象，都是针砭时弊，有的放矢，深受读者欢迎。
邹韬奋一向谦逊好学，追求进步。他常说：“我本人是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有一次请经常为《生活》周刊写稿的作家吃饭，他在席上说：“《生活》的读者天天增加，他们对于政治、经济，以至个人修养等等的问题，要求有更深刻、更多的了解，我个人学识有限，怕难以胜任，希望诸位多多帮忙。”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使邹韬奋思想进步很快，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评论家都愿与他合作。刘少奇同志也曾以“莫文华”的笔名主动向《生活星期刊》投过稿。
胡愈之善于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下，利用多种机会和条件，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开展党的政治工作。他经常参加《生活》周刊召开的座谈会。据毕云程回忆：
在一次座谈会上，愈之提出了三个问题：（一）阶级重于民族，还是民族重于阶级？（二）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力？（三）为理论而理论，还是为行动而理论？大家纷纷发言，讨论很久。
邹韬奋自谦不懂政治，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和读者提出的要求，又迫使他非研究政治不可。他经常找胡愈之谈心，有事也找胡愈之商量，两人合作非常默契。后来胡愈之回忆说：“韬奋从此时起思想有很大转变。他抽空读了一些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如鲁迅所推荐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就是在这一时期韬奋挤时间编译成的。”（胡愈之《我的回忆》）
三、成立生活书店
《生活》周刊影响日益扩大，邹韬奋主张团结抗日，指责当时社会制度的言论又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威胁，于是《生活》周刊不断遭到检查扣留，后来竟至被密令禁止邮寄。当局并向刊物主办单位中华职教社负责人施加压力，责令《生活》周刊马上改变政治态度。为不使职教社有关人士为难，邹韬奋与胡愈之、毕云程、杜重远、徐伯昕等人研究，决定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与职教社脱离关系。
独立经营后的《生活》周刊社，经济上倒没什么问题，可以自力更生，但邹韬奋不愿以“老板”自居。他问胡愈之如何处理好，胡愈之建议，办成出版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折价，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作为股份；以后新进职工，于一定时间内以月薪十分之一投入作为资金。由胡愈之执笔起草了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明确提出：宗旨是为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努力；坚持三项原则：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社一级设三个管理机构：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各自掌管职守。对外名称为生活书店，营业登记用股份公司名义。
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当时是独创，非常适合这个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文化机构。章程经全体社员大会通过。大家一致推选邹韬奋、徐伯昕、毕云程、杜重远、王志莘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邹韬奋为理事会主席，徐伯昕为经理。
胡愈之没有参加合作社，也不挂什么名义，却积极为生活书店筹划，成为事实上的“总设计师”。生活书店既出期刊，也出图书。考虑到《生活》周刊迟早会被当局查禁，在工作部署上，使它对外独立门户，不与书店牵连在一起，对内则仍是生活书店的一部分。出书方面坚持保持进步文化事业的特性，但又必须稳扎稳打，以力争合法长期存在。同时强调发扬服务精神，进一步办好代售图书杂志业务，与广大读者保持密切联系。
《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愈受压，邹韬奋变得愈坚决，愈进步。这一点，从他1933年元旦写的一篇文章即可看出。他写道：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所谓“共劳”，是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动结果的人；所谓“共享”，是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享受的机会，不许有劳而不获的人……政府不是来统治人民的，却是为大众计划、执行及维护全国公共生产及公平分配的总机关。
胡愈之说，此时的邹韬奋，“对国民党政府已不再存希望，对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则有好感”，他已开始自觉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就在这个时候，胡愈之得到鲁迅通知，要他和邹韬奋一道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愈之、邹韬奋在成立会上均被选为执行委员。邹韬奋这是第一次参加政治社团和接触实际政治斗争。他很兴奋，在《生活》周刊上对“同盟”作了一些介绍。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在派遣特务暗杀“同盟”秘书长杨杏佛的同时，把邹韬奋也列入了“黑名单”。邹韬奋的处境十分危险，经胡愈之等人劝告，他于1933年7月14日出国暂避。
胡愈之接过邹韬奇留下的担子，为发展生活书店默默地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1933年12月，以陈铭枢为首的国民党抗日派，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胡愈之当即写了短文《让民众起来吧》，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查禁，出版了八年从不脱期的《生活》周刊就此停刊。胡愈之很快参与策划，在1934年2月又出版了《新生》周刊。《新生》周刊是商请杜重远运用他的社会关系，由他出面申请获准出版的。杜重远任主编，实际担负编辑工作的仍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胡愈之亲自掌握编辑方针，刊物内容、形式一如既往，销路也依然不见减少。
《新生》周刊出到第15期时，刊载了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因内容涉及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借机寻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于是取缔抗日宣传，禁止《新生》出版，并对杜重远判刑送进监狱。这就是著名的“新生事件”。
邹韬奋出国期间，胡愈之除主持《生活》、《新生》周刊外，还以极大热情为生活书店筹划出版了《文学》、《译文》、《太白》等文艺刊物：介绍《妇女生活》杂志转到生活书店出版；又亲自主持《世界知识》杂志。这些进步刊物成为联系进步作家的纽带，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的情况下，成为进步文化工作者进行战斗的重要阵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四、创办《生活日报》
邹韬奋于1935年8月底回国，正值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胡愈之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活动。邹韬奋两年多来遍游欧美各国和苏联，深入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对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前途有了较透彻的了解，思想认识水平大为提高，并以崭新姿态致力于救国运动。生活书店出版的各种期刊，尤其是邹回国后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事实上成为救国会的机关刊物。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均推选邹韬奋为执行委员，邹成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国民党当局派大员与邹谈判，未有结果，又拉流氓头子杜月笙出面，约请邹韬奋去南京与蒋介石“面谈”。在威迫利诱之下，邹韬奋不得不于1936年3月再次出走，到香港筹办《生活日报》。
多年来，邹韬奋一直想办一张为人民说话的报纸，1932年曾筹到资金，但因当局未准登记而流产。这次到港后，即由生活书店提供一部分资金，并向银行贷款，着手筹办。大致就绪后，邹韬奋急于找胡愈之研究办报大政方针，而这时胡愈之正因联系党的工作去莫斯科。归途他在巴黎接到邹的催行电报，当即回电希望邹等他到香港后再“择吉开张”。胡愈之在莫斯科曾听取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传达，明确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到香港后即按照这一方针筹办《生活日报》。由胡愈之任主笔，金仲华、柳浞、王纪元等人参加编辑。在香港办报困难很大，主要是无法突破封锁发行到国内，印刷条件也差。《生活日报》于1936年6月7日创刊，只出了55天，到8月1日便自动停刊。胡愈之，邹韬奋相继回到上海。把《生活日报》副刊《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继续出版，后来也被当局禁止。
五、胡愈之和邹韬奋最后的会晤
抗日战争爆发，生活书店迁往汉口。由于政治环境比较宽容，书店业务有很大发展，除出版大量战时读物外，还在抗战大后方建立起56处分支店，使抗战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
邹韬奋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与国事活动。在汉口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从此，邹韬奋和生活书店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党的领导，邹韬奋成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胡愈之到汉口较晚，在周恩来领导下任军委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因工作极忙，和邹韬奋只能在会议上叙谈。后来胡愈之奉派去桂林，邹韬奋和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一起到了重庆。
1938年底，邹韬奋邀胡愈之到重庆共商生活书店大计。在检查和总结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今后三条方针：一、促进大众文化；二、供应抗战需要；三、发展服务精神。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成立编辑委员会，推胡愈之为编委会主席，金仲华、沈志远为副主席，艾寒松为秘书。这是胡愈之第一次在生活书店担任有名义的职务，但他仍不领工资。邹韬奋曾在书店内部的刊物上这样写道：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文章，……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于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工作，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
胡愈之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月后即回桂林去了。这是他和邹韬奋最后一次会晤。皖南事变前夕，胡愈之又奉党的指派去香港，转到新加坡开辟文化阵地。邹韬奋则在生活书店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后，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6处分支店，除留重庆一处和几处自动撤销者外，悉被封闭。邹韬奋愤而辞去参政员职务，于1941年2月间再一次流亡香港。他在《华商报》上连续发表题为《抗战以来》的檄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被迫抗日以来所积累起的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太平洋战争发生，邹韬奋等撤离香港回内地，反动派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和搜索他的行踪，一旦发现即“就地惩办”。邹韬奋几经周折，进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颠沛流离中，他的中耳炎恶性病变为耳癌，不得已化名到上海治疗，终于不治，于1944年7月24日去世。弥留之际，仍关心国事，嘱咐生活书店同事要把书店办下去。他向党申请追认为共产党员，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
邹韬奋逝世后，重庆和延安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胡愈之在海外工作了三年零八个月，直到日本投降，胡回新加坡才获悉邹韬奋已经去世。他悲恸不已，多次为文纪念挚友。建国后，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还提到邹韬奋的功勋。在胡愈之的推动下，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在上海成立了韬奋纪念馆，他又组织许多同志共同努力，于1955年整理出版三大卷的《韬奋文集》，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