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21 00:00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张永和

炎黄文化与海外客家名人


罗芳伯像

客家人远离故土,迁徙海外,念念不忘炎黄先祖的开拓精神,坚持以炎黄文化构建共和体制,发展商业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如同东方巨龙腾飞在五洲四海。罗芳伯、胡文虎是其中佼佼者。“他们以自己是‘炎黄子孙’为自豪,而正是为了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祖先,也为了祖先留下的中华文化事业,炎黄子孙们兢兢业业,努力发扬开拓的伟力与日益奋进的精神。”

罗芳伯:创立共和制国家第一人

1777年,罗芳伯在婆罗洲创立兰芳共和体制,较之华盛顿1787年正式创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早十年。丰功伟绩,可谓千古绝唱。这是炎黄子孙的荣耀,更是客家人引以为自豪的伟大创举。

经考证,罗芳伯上祖原居宁化县石壁乡后迁广东。罗芳伯于乾隆三年(1738年)出生于广东梅县石扇堡。1772年5月,他与一批热血客家青年飘洋过海,从乌石海边登上婆罗洲(今印尼西加里曼丹岛)。当时,岛上社会治安极为混乱,土匪横行,海盗称霸,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罗芳伯与婆罗洲首领苏丹结拜兄弟,团结战斗,带领各族民众,平定内乱,镇压首恶,厉行法治,声望如日中天。

苏丹在胜仗后履行诺言,按原先签订的协议“功成后另致重酬”,将大半婆罗洲划归罗芳伯管辖。据历史学家罗香林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证实,苏丹划归罗芳伯的“领土所届,东起加巴士河上游之新董,西抵婆罗洲西海岸,北达邦戛,与三发相接,南抵加巴士河流域,凡今日印尼所属西婆罗洲,多属其范围矣。”

罗芳伯随即领导华人和当地土著组建“采金公司”,开发当地金矿资源,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他以特有的政治魄力,于1777年创立共和体制,定名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成立政府行政和司法机构,制定法典,民众共同实行,国家元首(大唐总长)和公务官员的任免均由全民投票决定,在世界诸国堪称第一。虽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仅延续10代、108年,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遂为荷兰殖民者入侵吞并。

据史料记载,罗芳伯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深秋登上西婆罗洲,即在坤甸兴办学校,传授炎黄文化,为其日后建国培训了大批人才。在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建立后,罗芳伯以政府名义发布公告,要求各地公费创办学堂,尊师重教,全民均享有受教育权利,以炎黄文化为立国之本。印尼第四任民选总统、印尼客属总公会荣誉主席瓦希德指出,以大兴炎黄文化为己任的罗芳伯,“以历史贡献而论,罗芳伯不亚于华盛顿。罗芳伯堪称与华盛顿并列的世界伟人之一。”

罗芳伯把炎黄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在西婆罗洲创立共和,发展经济、文化和民生的业绩,当年在国际间也产生了良好效应。早在18世纪90年代,国际学者来到当时的兰芳大总制共和国首府东万律,经考察后,给予高度评价。《泰晤士报》于1793年6月8日在一版头条的报道中指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元首即大唐总长罗芳伯的神奇贡献,贵在与当地婆罗洲苏丹有机联络在一起,协调各族民众,推行原始的雅典式的共和体制,经济亦有规模发展。国力虽后于西方诸国,其意义却不逊于1787年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共和走向。”2003年4月12日,印尼雅加达举办的国际媒体罗芳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专家仍高度赞扬了罗芳伯的历史丰功:“以推行共和体制功绩而论,我们客属先辈罗芳伯的贡献不亚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世界共和体制的先行者和缔造者之一,实为我客家民系之骄傲,全球华族之光荣,更是炎黄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的又一丰碑。” 2006年2月中旬,香港凤凰电视台开辟罗芳伯专题系列节目,并以《消失的华人国家:兰芳共和国》为题在《凤凰网》展开讨论,引起众多网民关切。由中国新闻出版社主办的《中国与海外》杂志2007年5月号发表《开创共和体制,比美还早十年》,并加“编者按”指出,在海外毕生宣讲炎黄文化的客家领袖罗芳伯,“谱写了一曲创立民主共和的雄伟史诗。”

胡文虎像

胡文虎:立志“做个炎黄好儿郎”

爱国侨领胡文虎,祖籍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他的父亲胡子钦早年旅居缅甸仰光,悬壶济世,开办“永安堂”国药行。他人在海外,心却在家乡。“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接受传统文化,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

胡文虎在故乡永定土楼的私塾学堂刻苦学习,从“人之初,性本善”,直至“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一一记在心上,成为他毕生追求的精神支柱。几年后,他重返南洋,对祖传的“永安堂”国药行来个变革,中西医术结合,运用现代医药科技,成功研制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每年营业额达叻币1000多万元。1920年,胡文虎把他的大本营从仰光迁往新加坡设立“永安堂”总行,在发展庞大现代药业的同时,创办拥有《星洲日报》等16家巨大的报业集团,每年营业额提高至叻币1.2亿元,成为东南亚乃至全球屈指可数的商业巨星之一。

但是,胡文虎名震环宇,并不因为他是豪富,而是因为他毕生弘扬炎黄文化,本着“取诸社会,用之社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忠义信条和人生哲理,捐赠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制订并实施在全国兴建“千所学校”、“百所医院”的宏伟规划。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胡文虎在“抗日战争中,捐赠的药品和财物为华侨之最”。

为了团结海外广大客家乡亲,更好地弘扬炎黄文化,1923年春,由胡文虎拨出巨资首创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客属总会”。每年或半年聚会,他都提议开设“炎黄文化课”。胡文虎于1937年4月10日,他召集“南客总”大会,发表演讲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我们要发扬炎黄精神,团结一致,奋力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打败日本鬼子!”在他的号召下,“南客总”又为祖国抗战捐款300万元叻币,在五洲四海传为佳话。

1941年2月下旬,胡文虎应邀飞往重庆参加“参政会”。周恩来特意指示《新华日报》精心做好胡文虎重庆之行的报道。2月22日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发表文章,盛赞这位海内外知名的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新中国诞生后,胡文虎在香港三次致函中南军政委员会转呈政务院周恩来总理,表示他愿意继续捐赠巨款,致力于祖国公益事业。他写道:“文虎对救济社会,既多年尽力,兹于政府展开新政,自当竭诚拥护,率先提倡。”表达了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对人民政府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