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闽南文化研究的经黄篇章

汪毅夫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无疑是一个高智商的学术团队。他们编的这本小书，书名由《泉州游记》《天后》《泉州的土地神》三个名篇之名联缀而成，让人想用简略书名也无从割舍；该书所收，除三名篇外还有惊喜，还有《〈泉州民间传说〉第一集序》《泉州的民众艺术》，还有书之《后记》。

我从书之《后记》讲起。该《后记》的执笔者想必是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的高人之一，他熟知厦门大学校史和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史，因而能够精准地讲述“一九二五年，厦门大学组建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办于1926年10月，其筹办则始于1925年12月），精准地讲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集中了全校文、理、预三科（当时，厦门大学实际上只设文、理、预三科。1926年9月始“将从前属于文科之教育系、商学系，法学系，属于理科之工程学系，皆大加扩充，改称为科，另添医学一科，广招学子”）的教授和研究者的力量，‘打破学系观念’，沟通文理，进行‘从书本上搜求’与‘从实际上采集’，考古研究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一系列研究活动”，并精准地举出该院学者“丁丁山”之名（丁丁山，姓丁名山，字丁山。他以字为名，以“丁丁山”行名于学界）。厦门大国学研究院的研究重点乃在于闽南文化研究，如厦大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林语堂在1926年10月10日该院成立大会所说：“今本院成立，聘请国内学者为研究教授，一方调查闽南各种方言、社会以及民间一切风俗、习惯，一面发掘各处古物。但古物大多在北方一带，近拟与北京大学联络进行。南方风俗则本校担任调查，北方发掘则请北大担任”。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在该院学科设置里单列“闽南文化研究组”，将“闽南文化研究”单列为一个“学组”即学科，这样的学术主张在当年全国各学术机构里当属首创和独创。

《泉州游记》《天后》《泉州的土地神》，以及《〈泉州民间传说〉第一集序》《泉州民众艺术》，均是闽南文化研究的经典篇章。以《泉州的土地神》为例而言之，该文记：“泉州城内和附郭的地方，共分为三十六铺”，“凡是一铺中地方大一点的，又分为数境（大约二个至三个）”；各铺、境有各自的神祠(“此地称神祠为‘宫’，也称为‘古地’和‘福地’）,供奉各自的地方保护神”，铺、境的划分亦是神明势力范围的划分；“这许多城内的神祠又分为‘东佛’和‘西佛’。这并不是就城的东西分列的，乃是地方上的两个大党派。这党派起于两个大户人家。清初，泉州城内有两个名人，一是打平台湾封为靖海侯的施琅，一是翰林富鸿基。富鸿基嫁女于施家，问施琅行民礼呢，还是行官礼。施琅是位极人臣的人，听了此话很生气，在婚娶的那天，他便供了皇上的黄衣，使富鸿基见了不能不下跪。哪里知道，富鸿基家中有“五日权君”的铁鼻，施琅去了，他也高高供着。从此两家交恶，亲家变成了冤家。他们俩一文一武，很得地方上人民的信仰，就各各植起党来；富家在西，施家在东，因此把各铺境分成了“东佛”和“西佛”两派。每逢迎神赛会的时候，东西两派遇见，各不相让，常至打架，以至流血毙命”；又记：“祀神的混乱，看奏魁宫就可知。宫名奏魁，联上又说‘魁杓献瑞’，则阁上应祀魁星。但是我们上去一看，祀的神却是观音，桌围上写的字也是‘奏魁大慈悲’。祀观音也罢了，而神龛的匾额却又是‘蕊榜文衡’，难道他们去请观音大士看文章吗”。这里所记神明信仰祭祀圈的划分和“祀神的混乱”是田野所见特异情节、却又是闽南民间信仰常见的情况。作者告诉我们：民间信仰本不能用我们的理性而应该照它本身演进的过程去理解。摆事实讲道理，不服不行哦。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