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 者 爱 人
——《朱子家训》的文化内涵
郑晨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是孔子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高峰。蔡尚思先生诗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从时间、空间上指出朱子对孔子道脉之接续与发展。朱子自画像旁之自警语亦云：“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唯暗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其中，“先师”“前烈”正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儒者，而“礼法”“仁义”则是儒学之精髓。陈来先生认为，儒学即是仁学[1]；而朱子仁学，正是孔子仁学之展开。朱子之“仁”，是“爱之理、心之德”[2]，可统领“忠孝礼义”诸范畴。本文正是从“仁者爱人”这一角度来分析《朱子家训》的文化内涵。
一、以倡扬“忠孝礼义”为核心的朱子家教
家教，即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既指受教，亦可指施教，不过由于朱子之施教理念集中体现在《朱子家训》，故在此谈谈朱子所禀受之家教。
1.父传忠义
朱氏世代业儒，朱子之父朱松饱读经书，是坚定的抗金主战派，平时经常对朱子进行爱国教育，其《洗儿诗》寄托其壮志难酬之感慨：“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3]后来朱子虽未能投笔从戎，却终成一代大儒，在其上孝宗皇帝的《壬午应诏封事》中旗帜鲜明地反和主战：“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4]朱子叔祖朱弁曾出使金国，被金人强行扣押十六年，全节而归，朱子称其“忠义大节，终始凛然”[ 5]。这种“忠”，绝非简单的忠君，而是对国家人民利益之忠，是大忠大义之所在。
2.母励志节
朱子《寿母生朝》诗云：“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灶陉十日九不炀，岂办甘脆陈壶觞？……一笑谓汝庸何伤，人间荣耀岂可常。惟有道义思无疆，勉励汝节弥坚刚。”[6]母亲甘于淡泊、以节义相勖，这也是朱子能够坚守道义、刚正廉洁的重要精神来源。南宋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诬蔑朱子六大罪之一“不孝其亲”称：“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7]无中生有，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忠孝合一
说到孝，据《紫阳年谱》载，朱子五岁读《孝经》，即在书上写下“若不如此，便不成人”[8]。据其自述：“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岁而免丧，是时祭祀，只依家中旧礼，礼文虽未备，却甚齐整，先妣执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得诸家礼，礼文稍备。是时因思古人有八十岁躬祭事跪拜如礼者，常自期，以为年至此时，当亦能如此。”[9]可见朱子之母祝夫人亦执礼甚严，而朱子以尽孝自期。其四十岁丧母，“心肝如抽裂”[10]；丁母忧期间，“居丧尽礼，参酌古今，因成《丧葬祭礼》”[11]，并用心为父母营墓、守墓，堪称孝子。
4.师字以“晦”
朱松去世前将朱子托付给好友刘子羽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嘱咐朱子：“此三人者，吾友也……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12]因此诸先生亦待朱子如家人（刘勉之更将女儿嫁给朱子），故可视为家教之一源。朱子十六岁时，刘子翚为他取字“元晦”，并释义：“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13]朱子晚年考亭居处对联“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14]，将父、师之训相提并论，提醒自己要内敛深藏。
总之，朱子之家教，以忠孝礼义为重，以内省自修为要，影响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对《朱子家训》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以协调“群己关系”为核心的《朱子家训》
《朱子家训》见载于《朱氏家谱》，全文不长，兹录如下：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
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1.五伦：圣人之教
《朱子家训》第一部分言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友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起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尤溪朱熹纪念馆朱熹像
实际上，此两者可谓“同出而异名”，皆出自《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孟子集注》于此注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15]秉彝之性，即为常道、天理；五伦之教，则为复性之举，故亦为朱子自启蒙教育至书院讲学都在强调的根本所在。不同的是，《朱子家训》以君臣关系取代父子关系而居于首位，以“仁”为君德、以“忠”为臣道，将“仁”（君之所贵者仁）与“义”（君臣有义）紧密结合起来，其中蕴含朱子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与忧患意识。
2.群己：推己及人（物）
五伦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而《朱子家训》第二、第三部分则分别论及在其他各种人际关系中如何接物、待人、处世，正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近代“社会”一词，实际上来自日本对西语“society”的翻译，在中国则称为“群”，如《礼记》称“敬业乐群”，严复译为“群己”，实际上指的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朱子家训》可视为一部如何处理群己关系的总纲。
儒家对群己关系一个最重要的法则，就是“推”：以“我”（己）为圆心向外推扩，推己及人、推己及物，乃至于天下。《论语·卫灵公》有一句经典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见于《论语·颜渊》“仲弓问仁”）朱子《论语集注》注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17]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子贡问仁”）则是更进一步，朱子《论语集注》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18]至《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如朱子所言，“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由易以及难。”[19]
在这种“群体本位”的文化背景下，“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就是一个君子（儒者）所追求的境界。《礼记·中庸》亦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朱子《中庸章句》注曰：“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20]在此，仁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
由上可知，对群己关系的表述，往往是与朱子对“仁”的理解分不开的。笔者以为，这也是为何《朱子家训》开首即言“君之所贵者，仁也”的原因所在。
3.贵仁：仁者爱人
仁在儒家的伦理范畴中位格最高，但是却不难入手，因为它与人人皆有的“爱”这种道德情感密切相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樊迟未达的是“知”的解释，而对“仁者爱人”应该没有疑问。孟子则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朱子将前者解为“仁礼之施”，将后者解为“仁礼之验”，可知仁者必有其感应。因为仁为天道，《论语·阳货》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无言，而万物能感受得到天道的周流普施，这是一种“感通”效应，如《周易·系辞传》所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汉代董仲舒则有“仁，天心”之说（《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而朱子《中庸章句》更提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21]，仁与天地之心由此亦建立了紧密关系，天地生物（仁心），仁者爱人（恻隐之心）。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朱子家训》为何要以“君之所贵者，仁也”为首句，如《中庸》所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君仁，则臣忠；君不仁，则违背天道，臣必不忠。以故宋儒一直致力于实现“格君行道”之政治理想。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朱子入朝面奏。《宋史·朱熹传》载：“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22]朱子认为，正是因为当时君心不正，才会民不聊生、国事日危；君若正心诚意，则能存仁之体，推己以爱民，“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太平可致，而忠、孝、信、义等皆相应而生。《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正是这一现实与理想的曲折反映。
人同此仁，不但国君，其他人亦皆“贵仁”。如第二部分的“人有恶，则掩之”，此实非乡愿之举，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者之心，有恶则劝之、改之，不必张扬。又如第三部分的“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欲子孙明理，当以教化为先；而童仆是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当以“幼吾”之心体恤之。对比朱柏庐《治家格言》“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之侧重现实功利，其境界高下立判。
总之，在《朱子家训》中，“仁”乃忠孝礼义之根本、协调群己关系之总则，是朱子“仁学”在家庭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三、《朱子家训》与朱子“仁学”的当代价值
陈荣捷认为：“朱子说仁，实造我国思想史言仁之最高峰。”[23]朱子《仁说》则是宋代仁论之代表，其开篇云：“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24]
朱子指出，仁作为人心乃来源于天地之心，在于人则为爱人利物之心[25]。在朱子“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的理学架构中，前文所引自警语之“沉潜乎仁义之府”，可以理解为“仁一”（仁者爱人）与“义殊”（爱有差等）的关系。朱子《延平答问》曰：“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动之机，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谓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体处，便是义。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尽。”[26]
朱子更重视仁的道德实践意义，故其仁学始终是落到“人道”上的。朱子《论语或问》则载：“仁之为性，爱之理也。其见于用，则事亲、从兄、仁民、爱物皆其为之之事也。此论性而以仁为孝弟之本者然也。”[27]可知仁（仁义）即为人道之本，仁为爱之理、心之德，正是儒学人本主义的集中体现。
总之，《朱子家训》虽是一家之训，却是朱子仁学思想的“具体而微”者，它强调每个人皆应树立责任意识，从修身、齐家做起，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平等待人、感而遂通，“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28]，最终有望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0年7月3日，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庆典上，全球最大、中英文对照的《朱子家训》大理石雕揭幕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孝恩文化园，见证了朱子学说的普适性。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来到九曲溪畔的朱熹园，详细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指出：“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园……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形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于此我们亦可看到由孔子而及朱子的文化道脉之当代价值与时代意义。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5期，作者为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朱子文化研习中心主任、教授）
注：
[1] 陈来：《仁学本体论》，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页。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页。
[3]（宋）朱松：《韦斋集》卷六，转引自束景南：《朱子大传》（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4]（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73页。
[5]《朱子全书》第25册《文集》卷九十八《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第4557页。
[6]《朱子全书》第20册《文集》卷二，第297-298页。
[7]参见《朱子大传》（修订版），第778页。
[8]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9]《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九十，第3051页。
[10]《朱子全书》第25册《别集》卷三《答程允夫》书二，第4877页。
[11]参见《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第422页。
[12]《朱子全书》第24册《文集》卷九十《屏山先生刘公墓表》，第4167-4168页。
[13]杨国学校注：《屏山集校注与研究》卷六《字朱熹祝词》，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14]参见方彦寿：《朱熹：理学之集大成者》，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15][17][18][19][2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2页、第155页、第89页、第198页、第29页。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2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页。“成己”为何是“仁”？因为《中庸》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2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八十八《道学三·朱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57页。
[23]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24]《朱子全书》第23册《文集》卷六十七《仁说》，第3279-3280页。
[25]《仁说》说得很清楚，朱子反对学者因片面理解程子“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的说法而导致“判然离爱而言仁”，故强调“以爱之理而名仁”。
[26]《朱子全书》第13册《延平答问》，第335-336页。朱子弟子陈淳则称：“孔门教人，求仁为大。只专言仁，以仁含万善，能仁则万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义对言之，犹四时之阴阳也。”见（宋）陈淳著，熊国桢、高流水点校：《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页。
[27]《朱子全书》第6册《四书或问》之《论语或问》卷一，第613页。
[28]见（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遗书”卷二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页。陈来认为，朱子虽然不重视万物一体说仁，但他在仁说的辩论中，重建了仁与爱的联系，并把仁联结到天地生物之心，使仁学亦可向更广的空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