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与福庐山

楚  欣

走进福清，很自然就想起当地的历史名人叶向高。这位明代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杰出的书法家、诗人、藏书家，曾两度担任内阁首辅，位高而权重。不过，比起明初也多次入阁并为朱棣重用的建瓯人杨荣，叶向高可谓生不逢时，因为他辅佐的皇帝均为昏庸无能之辈，加上宦官魏忠贤一手遮天，左右朝廷，致使其治国安邦之良策无法实施，先后两次告老还乡，最终病逝于家中。

那么，叶向高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他的从政之路又是如何？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翻开《明史》，读《叶向高传》，能从中得到答案。

叶首辅生不逢时

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晚年自号福庐山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于福清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叶朝荣，官至广西养利州知州。据说叶向高的母亲怀他的时候，正遇上倭寇入侵，为了避难她四处躲藏，结果孩子生在道旁一处破败的茅厕之内，小名因此叫“厕儿”。由于倭寇的残忍，当时的避难者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为了逃命，一些人顾不了孩子而洒下伤心的泪水。叶向高的母亲视儿子为宝贝，不管自身遇到多么大的危险，都给“厕儿”以精心的呵护。

5岁启蒙、7岁正式就读的叶向高，聪明好学，13岁参加县试，中了秀才，20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24岁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参加会试，中了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先是被授予庶吉士（翰林院内的短期职务，相当于今天的见习人员），然后就任编修。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授南京国子监司业，因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被召为左庶子，充当皇长子侍班官，讲授经典，被称为“飞须先生”。不久，升任南京礼部左侍郎，后改任吏部，曾多次上疏请罢矿税，“语皆切至”，但中间受阻，奏疏没有得到上报。

　　此后朝中发生一件事，即太监陈矩转奏的《续忧危竑议》（《国本攸关》序言），指责郑贵妃欲废太子而立自己的儿子，落款“郑福成”（化名）。由此引发了喧嚣一时的“妖书案”，抓了很多人。叶向高上书首辅沈一贯，力请办案不要扩大化，以免牵涉无辜。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沈一贯却认为叶向高是与自己过不去，心里很不爽快，不断地对他加以抑制，致使其长期未能升迁。

　　沈一贯后来被罢职，朱赓任首辅。叶向高晋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并列阁员。不久，朱赓去世，叶向高接任首辅。此时于慎行已经故去，王锡爵坚辞不出，次辅李廷机又因“人言”居家不理政，内阁就只剩下叶向高一人，被称为“独相”。

　　当时，万历（朱翊钧）在位已30多年，“倦勤，朝事多废弛”；政府机构则“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朝政相当混乱。面对一个烂摊子，叶向高“忧国奉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挽狂澜于既倒。他对万历皇帝说，国家出现危机，关键不在于天灾或外患内乱，而是由于国家机构出了问题。一是“廊庙空虚”，二是“上下否隔”，三是“士大夫好胜喜争”，四是“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五是“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他因此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安辽民”“清榷税”“通言路”。

　　安辽民。所谓辽民，泛指关外辽东半岛的穷苦人。因为不堪忍受压迫与剥削，经常聚众反抗当地政府与豪绅。应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朝廷内部有不同意见，叶向高反对镇压，主张安抚，办法是发展农业。他在奏疏中指出，“臣闻自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旷地甚多，处处可以屯种”，如果对辽民“一体布散安插”，乱萌即可消除。这个策略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也是唯一能够确保明朝社稷安全的关键所在。

　　清榷税。榷税，即税收，但当时已成了苛捐杂税的代称。明代从万历年开始，榷税之害，日益严重，百姓不堪其苦。叶向高一贯反对苛捐杂税，并多次上奏，其中《再请止矿税疏》，历数税制的不合理，恳请改变，但皇帝就是不答应。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再上一疏，即《请罢矿税揭》，内中说道：“近而京畿，远而山东、山西、河南，又远而四川，百姓饿死无数，树皮草根，无不剥尽，骨肉相食，惨不忍言。人情嗷嗷，恣嗟怨叹，皆归咎于榷税之苦。苦一夫作难，必相响应。”接着指出，如果国家的当权者一味推行苛捐杂税，加重人民的负担，就“未有不倾覆者”。又说，“人心者，国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系于此。苟人心不摇，即有祸乱，亦不至糜难决裂而不可救”。因此“唯有亟罢矿税，可以收拾人心”。

　　通言路。万历年间，底下的官员想给朝廷提意见很难，更不必说普通老百姓了，再加上宦官的蒙蔽，神宗皇帝可谓闭目塞听，根本不了解下情。叶向高对此非常忧虑，他在《条陈各项急务疏》中指出，“从来天下祸乱，皆由于人情之郁结。今日郁结异常，必有异常之变。科道官号称言路，非但朝廷耳目，亦系咽喉，咽喉一塞，则饮食皆无。今言官举劾条陈，一概不报”。情况是很危险的。他因此提醒万历，要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避免偏听偏信。

　　叶向高上述的政治主张，对病入膏肓的明王朝，无疑是一帖对症的良方，然而万历对他表面尊重，实际并不信任，即“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也就是说，他的意见基本上不被采纳。作为一个忠君爱民、有很大抱负的政治家，叶向高遇到这样的挫折，其失望与愤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曾对万历这样说道：“臣进退可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尽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殼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语言不可谓不激烈，忠心不可谓不至极。然而昏庸的万历依然我行我素。

　　让叶向高感到失望的另一个问题是党派之争。明代中后期，派系林立，纷争不已。有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这些党派争权夺利，彼此倾轧，只有东林党比较正直，主张改良政治。虽然叶向高属于东林党，且有相当的威信与号召力，但他从政时间长，深知无休止党派之争的危害，因此企图“辑和异同”，调解各派的矛盾。然而党派之争积怨很深，叶向高的工作并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既得不到皇上的信任，又苦于党派之争，叶向高心力交瘁，他坚决要求辞职。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八月，终于得到批准，回到故里。在家时，这位“退休”的官员并没有闲着，他仍然牵挂国事，尤其是对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保持高度的警惕。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多么地富有远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皇帝驾崩，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家居六年的叶向高被召回，但仅仅过了一年，这位新皇帝就病死了。接班的是朱由校，年号天启，叶向高晋位中极殿大学士，第二次担任首辅。

      朱由校登基初期，东林党一派受到了重用，分别担任内阁首辅和吏、兵、礼诸部以及都察院等部门的长官，势盛一时。《明史》称之为“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可是朱由校年少，不能分辨忠佞，处处受到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的操纵。魏忠贤当时执掌司礼监，代替皇帝批阅奏章，人称“九千岁”。他利用这个大权，控制朝廷，先后将吏部尚书周嘉谟、大学士刘一燎等一批正直人士逐出朝廷。叶向高作为首辅，保护了一些官员，但仍然挡不住阉党势力的迫害，许多人被无辜地扣上东林党的罪名，或流放，或遭诛杀。特别是魏忠贤的爪牙王绍徽编制《东林点将录》，崔呈秀作《同志录》，提供所谓东林党的黑名单，将叶向高列为首魁，企图重点打击。眼看大祸即将临头，自己又无能为力，这位受人尊敬的首辅只得提出“乞归”（退休）的请求，为此前后上了20余疏，直至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才获得恩准。皇帝“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过了三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去世，叶向高也于同年病故，终年69岁。

　　叶向高虽然生不逢时，但他爱国爱民的言行值得充分肯定。作为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还有一个过人之处需要特别指出，即不仅熟读儒家经典，精通中国文化，而且思想开放，尊重外来文明。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据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任南京礼部侍郎时，认识了利玛窦。两人的文化背景虽然不同，却谈得很融洽，并在一起切磋围棋。利玛窦后来的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对围棋作了记载，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介绍中国的围棋。

　　多年之后，担任首辅的叶向高与利玛窦同在北京，他们之间多有接触。叶向高还在私宅款待这位老朋友。由于对外来文化的浓厚兴趣，他还与另一些传教士有过交往，并为自己能结识这些学识渊博的异邦人而感到荣幸。他的《诗赠西国诸子》这样写道：“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里。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规，大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叶向高眼界宽广，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病逝。生前他曾留言，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北京，但按照明朝有关规定，客死中国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于澳门神学院墓地。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经过商量，上书朝廷，请求皇帝能够批准利玛窦安葬在北京。明神宗将奏本批转给首辅叶向高处理。出于对利玛窦的友谊，更出于对其生平的充分肯定，叶向高指示礼部准许利玛窦葬于京郊。此举遭到了部分官员的指责，称它违反了惯例。叶向高反驳道：“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指利玛窦）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这里说的《几何原本》，为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共十三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前六卷），它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点、线、直线、平行线、角、三角形和四边形等中文译名，就是这个译本定下来的，一直流传至今，并影响日本等国。叶向高认为，“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是很有道理的。还应该指出的是，利马窦是第一个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的人，这个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除了利玛窦，叶向高还与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有相当交情。那是第二次致仕回归故里路过杭州时，在友人杨廷筠家中认识的。他发现这位被称为“西来孔子”的人知识渊博，当即盛情邀其到家乡传教。艾儒略欣然答应，在福州一住就是25年。据说他是外国来闽传教的第一人，与当时的福建名士何乔远、张瑞图、曾樱、苏茂相等均有来往。艾儒略与叶向高论道析疑所写的《三山论学记》以及介绍新地理知识的《职方外记》，更是广为流传。叶向高虽然没有加入天主教，但他与另一些人（如徐光启）对西方文化的尊重，反映出明末中国知识阶层思想的开放与进步。

读《明史·叶向高传》，笔者为其生不逢时而感叹。尽管他官当得很大，两度位极人臣担任首辅，却没能留下多少业绩，更改变不了明王朝灭亡的事实。如果他生活在一个皇帝相对“圣明”的年代，或许能发挥其聪明才智，替老百姓做些实事、好事。然而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条件，这是他的命运，也是他的悲哀之处。

福庐山劫后重生

　　2013年12月初，笔者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采风团来到叶向高的故里福清，走访了与他有关的一些胜迹，如其读书处与私家花园——豆区园（“区”读音“欧”，四升为豆，四豆为区，以“豆区”取名，形容其小），还有他的长子叶成学首倡所建的瑞云塔，以及后人为他与其曾祖父、祖父、父亲所立的黄阁重纶坊，特别是游览了与他有着不解之缘的福庐山公园。

　　福庐山，是福清的一处著名风景，位于龙田镇，离县城约15公里。据清乾隆版的福清县志记载，此山因下有郭氏在此结庐，称郭庐山。叶向高以地属三福（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之故，改其名为“福庐”。山上怪石嶙峋，变化多端，构成景观72处，自古有“巨丽甲于八闽”之美誉。

　　福庐山景观，始建于宋代。叶向高居家时，曾在福庐寺旁构筑“石隐山房”，盛赞“宇内何处有此山，人生何处有此境”。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他第一次辞官归里，主持重修福庐寺，题匾“龙山福地”，并对福庐山景观作了全面的整治。天启四年（1624年），第二次辞官回乡后，对福庐山“更加修饰”，使之臻于秀美。有关叶向高两次整修福庐山的情况，其所做的《福庐灵岩记》一文有详细介绍。内中写道：“余以甲寅岁（即万历四十二年）谢政归，门人何进士玉成招余往游，意甚乐之。而荆榛沙砾，多未剪除；佛宇数楹，不堪栖托。乃复谋之东岩辈，结檀越十余人，募金鸠工，剔其芜秽。搜其幽隐，亭之、梁之、门之、迳之、垣之、树之，又择其最盛处而寺之，其稍可步武处则庐之。盖历七载，而山之奇丽毕出，四方之人，闻风而来者肩摩踵接。”从中可以看到他对福庐山景观的整修，是何等用心。

　　叶向高有关福庐山的诗也有多首，其中《同友人登福庐》，虽不见于《苍霞草全集》，但手迹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非常珍贵。这首七律反映了当时作为领袖人物的叶向高与福州一班文士名宦游览福庐山的情形，全诗如下：

海上名山此日开，看山还喜故人来。

地因选胜成诗社，客为逃禅罢酒杯。

万壑烟霞行处尽，百年身世梦中催。

便因方外寻真玄，与尔同登盘若台。

　　叶向高还曾与人言，“梦寐无日不在兹山也”，并期望“百年后或魂魄往来于此，心甚乐之”。天启七年（1627年），他病逝，被葬在闽县台山，这样的安排似乎未能满足他的愿望。还好，台山离福庐山并不太远，老人家尚可“往来于此”。

　　可惜的是，自清末以来，福庐山逐渐衰落，民国时期，由于保护不力，有些偏僻处的景物被损毁，“十年动乱”更是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乃至于沦为采石场，令众多的景观不复存在。

　　2010年，龙田镇党委、政府顺应人民的意愿，决定重修福庐山公园。消息传出，响应者奔走相告，竞相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数个月的努力，公园的第一期工程于当年12月底完成。从那时开始，这座曾经享誉八闽的名山，又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笔者正是怀着一睹重建风采的浓厚兴趣来到福庐山公园的。下车后迎面所见，是一座高大的牌坊，上书“福庐山”，题写者为“叶向高”。据介绍，“福庐山”三个字是从连江青芝山叶向高的一处石刻拓出来放大的。牌坊内为宽阔的广场，两旁并列着12根盘龙的石柱。牌坊背后的匾额写着“秀甲闽越”四个字。与牌坊遥相对应的是两座仿古的建筑。

　　走进园内，漫步其间，曲径迂回，绿草茵茵，沿途分布着一些景点，如福地精庐、虎溪桥等，放眼四望，令人爽心悦目。然而与明刻本的《福庐灵岩山全景图》（福庐山72景，灵岩山36景）比较，则相去甚远。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的福庐山公园还相对单薄一些。这也难怪，因为昔日的景观遭破坏非常严重，有的已无法恢复，有的可恢复也非一日之功所能成。这只是第一期工程，还将有第二期、第三期……因此，游园未能尽兴，我并不失望，而是充满期待，并怀有十足的信心。正所谓：

初游福庐意未阑，探幽寻迹少盘桓。

预期他日再来时，满园风光任我看。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