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知音——赵修复

赵修复，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原福建农林大学教授。他是最早提出建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学者。“文革”前，福建省只有一个自然保护区，即三明格氏栲自然保护区。而“文革”后，最先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是“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建于1979年7月3日，为国家级。此后，我省建立了诸多的自然保护区，至今，有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92个，其中，国家级8个、省级22个，其他为县级。它们为保护我省自然生态环境和青山绿水、建设美丽福建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赵修复功不可没，虽然他离开人世整整12年了，但是人们仍然深深地怀念他……

一

1917年5月17日，赵修复出生于福州郊区高湖村。这里一派田园风光，是花鸟虫鱼的天下。他从小爱蜻蜓，觉得小蜻蜓美丽：黄橙红绿青蓝紫，五彩缤纷；觉得小蜻蜓很神奇：蜻蜓遮天，大雨将临，产卵时节，点水频频。他还喜欢花花草草，无论大的小的，粗的细的都喜欢。青苔为啥绿了一片又一片，青萍为啥一天生九子，树上的蕨类为什么不开花，田埂上的半边莲的花为啥只长一边？所有这些，都让他觉得生物世界是一个谜，如果能解开这些谜是多么了不起！

一个人的成长、成才，生活环境固然重要，而老师的引导更重要！赵修复非常幸运，他在中学、大学和留学美国，都遇上了好老师。他的高中生物教师是唐仲璋。唐先生因家庭困难，在协和大学生物系学习时，半工半读，为校方采集标本，长达8年，实践经验丰富，课也讲得好。这让赵修复如鱼得水，生物科成绩最佳，如愿以偿考上燕京大学生物系。

在燕京大学，赵修复遇上了著名昆虫学家胡经甫。胡教授让他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果园里作果树害虫的调查。一次，在培养果树害虫时，一只蜂老是追随着害虫，他很是惊异。胡老师告诉他，这是寄生蜂，是害虫的天敌，应予保护。老师还对《诗经》中“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记载，作了科学的解释。原来是蜾蠃在田间发现稻螟蛉、棉蛉虫、菜青虫等害虫的幼虫，就用蜂刺刺入，注射蜂毒，使其麻痹。然后，把它背回早已筑好的泥巢内，接着就产卵，最后用泥土封巢。蜾蠃卵孵化出来的幼虫，就食用它妈妈背来的螟蛉幼虫而长大。蜾蠃就是一种有益的寄生蜂。在老师的指导下，赵修复对寄生蜂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立志要掌握它的生活规律，繁育它来消灭有害昆虫，以保证农作物丰收。

大学期间，赵修复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论文也很出色，毕业时被选为燕京大学学术荣誉学会会员，获得首枚“金钥匙”。

1939年，赵修复大学毕业，1940年到山东齐鲁大学任教。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日寇长驱直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1941年，他回到福州，4月21日，福州沦陷。他被迫跟随协和大学来到山城邵武。这时，他刚结婚，妻子许纯鎏是燕大同学，在县城一所中学教历史。小山城的生活极其艰苦，吃的是陈年糙米，住的是简陋的窝棚。没有电灯，没有桌子，晚上只好点一盏桐油灯，坐在地板上研究昆虫标本。不过，山区昆虫多，采集标本比较容易。他采集了许多寄生蜂标本，却无法鉴定，因为没有工具书。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本美国学者1930年写的《中国蜻蜓手册》，如获至宝，开始从蜻蜓分类入手，摸索昆虫分类的普遍规律，走自己的路，研究寄生蜂。

数年的辛苦有了回报，赵修复在棍腹蜻蜓分类研究上取得突破，完成《中国棍腹蜻蜓分类的研究》的初稿。1948年，他带着这个初稿来到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深造，又遇上一位好老师。他把先前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急于发表，而请导师审阅。但美国老师却极重视基础理论，要求他先学两年昆虫形态学再说。“源不深难望流之远，根不固难求木之长。”深造了两年之后，赵修复厚积薄发，连续发表3篇高水平的论文，受到学界赞誉。为此，他获得硕士、博士两个学位和两枚学术荣誉学会的“金钥匙”。1951年，他跟热爱祖国的留美科学家一样，满怀深情，回到祖国，在福建农学院担任教授。

二

来到福建农学院，赵修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与科研之中。他平易近人，心地善良，诲人不倦，教学、科研有条不紊，很受师生欢迎。不过，也有个别外行，对他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不以为然，认为研究蜻蜓是脱离实际的。这些人或许对美国科研不了解，或许存在偏见。其实，研究蜻蜓也是很有意义的。世界上已知蜻蜓目昆虫有6000多种，我国有600多种。蜻蜓是害虫天敌之一，它能吃很多害虫，如小形蛾类、浮尘子、蚊子等等。掌握蜻蜓研究的科学理论，就可以用来指导生物防治，控制害虫虫口数量，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

更何况赵修复是为了研究寄生蜂而去研究蜻蜓的。他带去大量的姬蜂标本，在美国导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并鉴定出其中几十个属。其实，他的科研活动从来就没有脱离实际，总是从生产或生活需要出发的。比如，在邵武时，因当地鼠疫流行，他就去研究闽江流域跳蚤的分类。有人问他：“你为何对小小的茧蜂那样感兴趣？”他反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天空中不见老鹰了吗？”问者傻了眼。他笑着说：“因为老鹰吃田里的老鼠，老鼠吃田里喷有农药的谷物，老鼠身上积累了农药，老鹰从老鼠身上得到农药，影响了钙的新陈代谢，蛋壳变薄了，母鹰孵卵时，它的体重足够把蛋壳压破，孵不出小鹰了。因此，老鹰面临着绝种的危险。我们天天所吃的鱼肉蛋菜，没有一件不带有666这样的农药，我们能允许每个人身体上的666越积越多吗？”

赵修复提出“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方法，能在农业生产上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约有昆虫15万种，其中对农作物造成灾害的害虫不过1000多种。那么，要找出这千种害虫的天敌，就得从数以万计的益虫中去寻找了。比如，我国有寄生蜂3万多种，而国内目前才鉴定出1000多种，还有2万多种未鉴定和被利用。这是多么艰难的科研工作啊！有人说，这几乎是去夜空中数点繁星。赵修复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数点繁星的昆虫学家。

柄腹茧蜂是竹器和树木蛀虫的天敌，弄清柄腹茧蜂的分类，应用价值巨大。赵修复为此前后花费了30年的时间，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终于完成《柄腹茧蜂分类》的科研成果。这项成果后来荣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

三

武夷山的崇山峻岭，山峦起伏，草木欣荣，有茂密的原始森林，生物资源非常丰富。赵修复对武夷山情有独钟。早在抗战时期，他就从武夷山市（当时的崇安县）大竹岚傅家收购并保藏了许多昆虫标本。这批标本中就有他后来鉴定并命名的许多新种，如棍腹蜻蜓25个新种，蝽茧蜂2个新种，长柄茧蜂4个新种，柄腹茧蜂22个新种等。1965年，赵修复来到心仪已久的武夷山大竹岚、挂墩采集标本。走向密林深山，展现面前的是蝶飞蜂舞，鸟叫蛙鸣的生物世界，生物种类之繁多令他震惊与兴奋。他整天忙碌在昆虫的故乡、生物的摇篮里，心想：难怪一百多年前，就有许多外国学者万里迢迢来到这里采集动植物标本，发现了许多鸟类、两栖类、爬行类的新种以及大量昆虫新种。武夷山是一块宝地，不愧为世界生物标本的模式产地、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

就是这次考察，让赵修复萌生了在武夷山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想法。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受到巨大的冲击，满腔爱国的赵修复，同样受到打压与折磨。他被发配到闽北泰宁插队劳动，但他没有气馁，还是那样热心地与虫交友。白天，下地劳动，偷偷地捕捉寄生蜂窝；夜晚回家，埋头制作标本，写作《中国姬蜂分类纲要》等。这时，他只能把建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愿望，深深地埋在心里……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知识分子得到解放。赵修复焕发了青春，争分夺秒地研究昆虫。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靠几十年来的坚实的积累和惊人的毅力，整理出版了长篇巨著《福建省昆虫名录》，填补了我省昆虫分类的一个空白。与此同时，他更加关注武夷山，更加关注自然生态保护。在省科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赵修复郑重建议建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光明日报》记者白京兆获悉后采访了他，并把他的建议写成内参送中央领导传阅。可喜的是，邓小平同志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同意。消息传来，我省科技工作者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福建省科委和科协马上行动，于1979年6月下旬，在武夷山保护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科学考察活动。来自全省及全国各地的109位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参加活动。笔者，当年有幸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亲眼目睹了赵修复等科学家们辛勤劳作的身影。他们或顶着烈日或冒雨进山采集标本。赵修复与北京来的杨集昆、黄复生等，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采集到昆虫标本6000多号，含26个目、100多个科、2000多个种。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建成后，赵修复不顾年事已高，年年长途跋涉来到武夷山采集标本，共约10万号之多，并写成论文或专著。为了积累科研成果，他主张创办《武夷科学》年刊。他多次找时任科委主任吴城请求。年刊办起来后，他既当主编，又做编辑、校对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却分文不取。这个刊物世界发行，影响很大。世界一流的美国《生物学文摘》、英国《动物学文摘》都认为该刊质量好、水平高，资料丰富。《武夷科学》创办30年来，已成为与美国、英国、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定期交换的学术刊物。

2001年5月，赵修复病重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仍然念念不忘研究事业。这时，他已经不能执笔，就让助手拿来录音机，将重要的科研心得体会录了下来。他说：“余致力寄生蜂研究已50年。其目的在求得对寄生蜂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有明确的理解，尤其对害虫发生虫口数量制约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他这样执著，这样忘我，其目的就是要寻找害虫发生的规律，而掌握这个规律，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原来，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赵修复一生的理想与追求！今天，中共十八大已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之中，赵修复先生在九泉之下，如能得知，一定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