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访  牛  津

——忆牛津大学伊懋可和他的名著《中国的历史之路》

郑学檬

2023年2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的名著《中国的历史之路》（原著名为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出版社的王军大编据李伯重教授的提议，来电请我为伊著题写封底简评。由此引出我多年前初访牛津的一段记忆。“简评”写好后，2023年4月中旬《中国的历史之路》发行研读会在北京举行，王军同志又请我赴会发言，因我年事已高，耽于远行，写了这篇回忆文字，请首都师大天虹教授代为宣读。

我最早读到伊著是在1983、1984年间。那时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傅衣凌教授自美讲学回来，带来伊著《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介绍给我们。当时我也帮傅师做些杂事，于是有机会知道此书，并借来阅读。我的英语水平很差，读得很辛苦，本着一腔好奇心，还是啃完全书，并想把它翻译出来，并写出一份“意见”。这个天方夜谭一般的奇想，本早已忘却，自接到王军大编通知后，又记起了，从所藏资料中，找到这份“意见”。我在“意见”中说：作者是怀着了解今天中国的动机，去研究有着三千年文明纪录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我很欣赏伊懋可用比较分析方法，发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及其和西方类似的地方。伊懋可从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方向、经济重心、技术基础等方面与西欧比较后，认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当时中国肯定比欧洲先进。只是到了14世纪，才出现了转折：技术停滞（大约1300—1500年）。他选择了“技术停滞作为分析问题的关键”。为什么1500—1800年间“发明几乎付诸阙如”？他说“高水平的均衡陷阱”阻碍了发明。

这些论述，对我来说既新鲜又不甚理解。国外学者如王业键先生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英国一样在19世纪经济起飞呢”？他认为有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即从资本积累的观点分析），何炳棣的“资本耗散”论，还有伊的“高水平的均衡陷阱”论。国内学者如吴承明先生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中，把“传统平衡论”和伊懋可的“高水平的均衡陷阱”论列为停滞论的翻版，指其论“一般只注意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的演变”。我虽然不很理解技术的重要性，但不认为伊懋可的观点是停滞论的翻版，也认同明清时期经济停滞已是社会现象，而采用近代技术也是一种历史要求，认为近代技术也是人类的财富，不等于资本主义。

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余音绕梁时代，读伊懋可著作后的看法。虽然读后曾想翻译此书，还写了《关于翻译马克·艾文<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的意见》，后因自思英语水平太差，不堪译任，遂将此“意见”置之脑后，近日才翻出披阅，哑然失笑。

其实，读了伊著之后，有些问题总是不解其故，如中国的庄园，和西欧的庄园制性质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那么中国租佃制下的佃农和欧洲农奴有何区别？所谓“高水平的均衡陷阱”的概念属于什么样的理论？明清时期杭嘉湖农业技术，还算不算技术发明？等等。

1989年4月15日，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荷兰莱顿大学交流，有机会接触许理和、包乐史、伊德玛、费米尔等汉学学者。一次和费米尔先生谈起伊懋可的《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费说他认识伊，即拿起电话呼叫在伦敦的伊懋可先生，问他能不能邀我去交谈。伊在电话中说，他很忙，没时间。此时他正在忙着为香港问题会谈的英方做些准备工作。因为费米尔和伊懋可的通话，我才鼓起勇气写了一封短信给伊，说想请教他七个问题。不久，他回信，邀我去牛津大学。大约在7月间，我从荷兰的鹿特丹港经海路到英国，找到伊所在学院，伊还让学院给予我住宿优惠，安排我住在一座古老塔楼上（可能是17、18世纪建的）的客房，塔楼周围古木森森。登上狭陡的塔楼楼梯时，恍若有电影《巴黎圣母院》中某个情节在脑海浮现，有一丝恐怖感，至今难忘。

每天，伊懋可先生先去伦敦国会公干，中午一点左右赶回和我讨论，他除了陈述对我国学者的流行观点批评以外，主要介绍西方学者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界定的观点。下午四时之后，带我去复印资料。如此五天，从不缺席。我对伊懋可先生与同行交流时那种虚怀若谷，直言锐语，一丝不苟的精神，感佩之至，长久难忘。伊懋可先生为我复印的资料，当晚我会阅读，因为英语初通，读得很辛苦。喝着加糖和奶的立顿红茶，读至深夜三四点。有一次伊先生促我出去观光，不要阅读不歇。从我保存的资料中，可看到阅读内容有Rodney Hilton的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Timothy Brook 和 Cregory Blue的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等。

此次长谈，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切入，围绕着欧洲近代化历史和中国历史比较这个话题。这次交流，使我认识到，历史叙事与作者的学术、生活背景有密切关系。伊懋可先生作为一个有着工业革命及其社会变革历史记忆的学者，他看待中国历史的发展路径必然与我们不同。其次，他对技术的作用评价令我茅塞顿开，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法则，但没有意识到只有人还不能形成生产力，只有人加技术才能形成生产力这个法则。回来后，我把伊懋可先生的观点，融入经济史研究，探讨唐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这在我的著作《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2003年版）、《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合作者徐东升、刘经华）等书中，有所发挥。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北大偶遇他的博士生，知道伊懋可先生应聘到澳大利亚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当教授了。2023年《中国的历史之路》中译本出版后十个月，得知伊懋可先生在牛津逝世，享年85岁。

光阴荏苒，山形依旧，云路迢迢，此行虽已成追忆；斗转星移，往事悠悠，故人安在，驾鹤远去知无踪。                      

 2024年6月8日

改定于厦门大学海韵北区寓所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1期，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