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与辩证性

 ——《近代福州城市西人建筑及其影响研究（1840—1949年）》序

汪征鲁

由明朝武宗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到达广东珠江口，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基本废除了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和在华租界，其间经历了432年，是为近代的中西交往。

这一过程，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西方葡萄牙商人首次来华至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历时327年。当时中国正处于中古晚期，而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黎明的文艺复兴时期。其具体内容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人的对华贸易，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龙华民等入华传教，葡萄牙人入据澳门、荷兰人入据台湾，等等。在这一阶段，在综合国力上，中国与欧洲各大国尚不相上下，但中国的体量更大；在科学技术上，由于欧洲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诸大国已开始优于中国。二者的接触与交往尚具有某种平等性。

二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至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历时105年。这一阶段，正值欧洲开始并完成工业革命，使欧洲各大国的国力远胜清朝。由于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必然的对外扩张、对外殖民，与清朝的闭关自守产生了持久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几乎无一例外为中国清朝政府败北，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荦荦大者有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中俄《瑗珲条约》，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1860年10月、11月中国分别与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9月7日中国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签订的《辛丑条约》，以及民国时1929年2月签订的中日《济南惨案协定》，1932年5月5日签订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签订的中日《塘沽协定》，1935年签订的中日《何梅协定》，等等。这些条约的内容无非割地、赔款、驻军、领事裁判权、自由传教，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使中国人民受辱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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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两个不同民族的文明在碰撞、交融时，往往是先进的文明在极大程度或一定程度上同化了落后的文明。从宏观上讲，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挟其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农业文明碰撞时，传播了科学与民主，造就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启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从微观上讲，尤表现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上，如翻译出版西书、创办报刊等传播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开办各层次新式学堂，如天主教会办的山西大学、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商学院，基督教会办的山东齐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在华设立先进的西医诊所、医院，救治民众；兴办慈善事业，如育婴堂、孤儿院、聋哑学校；移风易俗，提倡男女平等，如成立以戒烟禁毒、改造妓女为目的的道德会、改良会、养真社，开办女校等 。

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些古老的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有其深层的合理性与先进性，这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及理念可以完全同化的。当其被一定程度地同化后，即获得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及部分的西方理念后，又会反过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这又变成了是对西方思想的中国化。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胡家保《近代福州城市西人建筑及其影响研究（1840—1949年）》一书，首先对福州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西人建筑做了如下分类：宗教建筑、公署及生活类建筑、文教类建筑、出版类建筑、医院及慈善类建筑、贸易工业类建筑；继而对之进行了时空分布的考察与建筑遗存个案的考察；接着阐释其文化意涵；最后引申其对城市社会嬗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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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结构合理、史料翔实、多补前人之不逮；对福州西人建筑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的阐释多有新意。近代福州西人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其彰显了中国近代福州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二重性。如果说建国后的历史研究，着重于阐述其负面的影响，那么此书则着重阐述了其更深远的积极意义。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1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